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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指导制度规定：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标志 考试通宝典?6月12日 为了总结审判经验、统一法律适用，提高审判质量，维护司法公正，最高人民法院于2010年11月26日发布了《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 　　2010年年底，为了规定更好的贯彻实施，由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办，海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三亚市中级人民法院承办的“案例指导国内培训研讨会”在三亚举行，来自最高人民法院及部分省市高院的法官、法律界专家、学者者聚集一起，畅所欲言，围绕《规定》起草的过程与背景、体例和技术规范、司法运用、如何贯彻落实等做了深入的探讨与交流流。 　　大家一致认为，以前在公报上的案例或者在媒体上公布的案例只是发布，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委会讨论后发布的指导性案案例，其意义当然完全不同，与会代表对这个制度出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同时也提出了很多建议性的观点。会议的热烈烈氛围，用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主任胡云腾总结时的话来形容，是一次非常有见解的会议，非常有意义的会议，大家都发表了真真知灼见的“诸葛亮式”会议。 □本报记者 蒋安杰 　　《规定》的起草与背景 　　案例指导规定起草的承办部门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对此研究室主任胡云腾谈到，“案例指导制度是长期探索的一个话题，长期以来的研讨有了一个阶段性的成果，那就是最高法院在2010年11月底通过了关于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规定，并且成立了最高人民法院案例指导工作办公室，这是一个独立建制的处级机构，2011年2月份将向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提交第一批指导性案例，经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通过以后，将在全国首次以指导案例的方式向全国法院发布，供全国四级法院在审判实践中参照、执行。” 　　作为法律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判例并非是英美法系所独有，在中国古代的司法传统中也有，在当今世界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成文法和分类法上都有相互学习、相互借鉴的一个趋势。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秦元明认为，建立中国特色的案例指导制度是对中国优秀法律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反映了司法运行所固有的规律。 　　秦元明法官介绍说，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从2005年就开始了大量的前期调研工作，首先把案例指导制度的调研列为最高人民法院2005年重点调研课题，北京高院、人民法院报、法学研究所都承担了这三个课题的调研工作；2006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三个课题报告精华部分的基础上，起草了一个草稿，先后有上百名专家学者和法官参加了对规定的草稿和征求意见稿的讨论，研究室根据法官和专家学者所提出的修改意见，对修改意见稿和草稿先后修改了大约有四十稿左右。 　　因为考虑到案例指导制度是一项非常重大的司法改革，所以从2007年底开始，最高法院研究室就把规定的征求意见稿送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征求意见。现在案例指导制度已经出台，这给法官提供了很大的舞台和空间。 　　最高人民法院法官刘少阳认为，此次《规定》的出台有着特定的背景：一是2009年12月，最高人民法院明确将发布指导性案例、加强对基层工作的监督指导，作为最高人民法院落实“三项重点工作”的一项重要举措；二是案例指导工作是人民法院司法改革的重要任务，其主要的法律依据就是“二五”改革纲要；三是案例指导工作是司法实践中的一个需要。 　　《规定》出台：里程碑的意义 　　“指导性案例的《规定》在我国司法审判活动当中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事情。”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费安玲对《规定》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她说，在两千年前罗马法学家们就特别强调已决之案、已决之事要被视为是真理，包括法学家们在具有法律效力的法律解释当中就强调凡是相同的问题在相同之间提出的话，可以用已决案进行抗辩。这里边就强调已决的事实被视为真理，强调已经作出的裁判我们怎么来认识。 　　在意大利有一个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出现的非常重要的作品，这一作品到现在还在持续，它的内容主要是对典型的案例进行提炼和分析，但是这些案例对法官审理案件本身并不具有直接的约束力。它是由法官和学者从他们认为重要的判决当中提炼出一些判决书、裁判书来进行分析，它并不直接具有约束力，但是它能引导法官对相关类似的案件从理论上、从法律的规则上进行思考，这一点影响力特别大。费安玲教授认为，它所起到的功能可能对法官的引导性更大，可以开阔法官的知识视野和思维路径。 　　费安玲教授评价说，这个规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性成果：第一，这个规定的出台形成了最高法院、各级高级法院以及下属的各级法院的互动性；第二，这个规定的出台能够使全国各级法院的法官共同参与；第三，这个规定使得法律规定过于原则的内容变得更清晰；第四，这个规定的出台，符合网络信息社会对司法审判活动关注的趋势性。把那些社会关注高的、具有典型性的案例、疑难复杂的案例、新类型的案例等等，通过提炼判决要旨，加以凝炼成为应当参照的内容，这样就便于公众了解、理解司法审判活动的状态和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