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林吉：崇尚精典，师宗先贤.docxVIP

杜林吉：崇尚精典，师宗先贤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 自2021年以来，我参加国家级书画展二十余次。获银奖四次，铜奖三次，最佳创作奖三次，“全国十佳优秀书画家”一次。书法作品得到专家评委的认可，是对我四十多年来学书成绩的肯定。作为中华优秀文化的传承者，应心怀敬畏之心，对古贤书家应当有敬佩之心。一个学书者，要想真正把握书法的要领和精髓，就必须痛下决心，持之以恒，坚韧不拔地徒步行军。古人云：“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要真正迈向书法艺术的彼岸，取得可喜成绩，不靠旁门左道，不靠花拳绣腿，而在用心、用劲、用情。舍此是别无他途的。 崇尚精典，师宗先贤 我出生在一个祖祖辈辈靠种地为生的普通农民家庭。我的母亲是一位心地善良的普通公民，持家有道。我的父亲读过私塾，现在我仍然收藏着我父亲读过的《论书》《上孟》《下孟》此类书籍，自誉“耕读之家”应不为过。我读小学时，写大字用的砚台就是我父亲用过的砚台，一直延用至今，我的学书经历也由此启程，小学每周的两节大字课与我结下了翰墨之缘。 六十年代生活比较困难，用家庭省吃俭用挤下来的经费购买笔墨纸砚等学习用品。那时，常听老人说，一分钱掰两半花。由于家庭人口多，劳力少，是生产队的透支专业户。干一年的活，还要欠生产队的钱，好多家庭因困难，而不让子女上学，或辍学在家劳动挣工分。我的父亲虽不是名人，但他很明智，再难也不能难倒子女，再难也要让子女读书，从他的生活阅历里悟出一个道理“有地不种仓库虚，有书不读子孙愚”，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小学刚毕业，文化大革命开始，学校停课，带着学校发给大字描红本在迷茫中找感觉。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学校复课，1970年我考取了邳城中学，在母校读完了由初中到高中的课程。如果说小学是我的启蒙阶段，中学那就是兴趣班，使我对毛笔书法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的中学老师，不论是文科还是理科，均一笔好字。观字乃如读帖，我的钢笔字就是在这期间打下了坚定基础。就在这时，中学巧遇知音，我的高中同窗同桌同学彭迪新，也是位书法爱好者，他不论钢笔字还是毛笔字都比我写的好，欧颜柳赵字帖一应俱全，我分享着资源，并经常切榷交流。那时老师经常安排出一期黑板报，或宣传栏之类活动，钢笔已能写得中规中矩，时常还得到老师的表扬。1974年暑期，我完成了高中阶段的学业，顺利毕业回到农村老家，那时谓之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区锻炼成长，在农村的两年中，学点笔墨确有用武之地，时常帮助村里书写标语，办宣传栏等。那时在农村买不起宣纸，只能靠捡些废报纸用于写毛笔字，学书未有间断。1976年我被徐州地区五、七农业大学录取（前身是徐州农业学校），在校期间，老师发现我有钢笔字的基础，就把我调到学校文印室刻讲义，（那时的教材都是钢板刻出来的），刻一张五角钱报酬，并给我配了一把钥匙，文印室是两大间，除了桌椅，还有一个乒乓球案子，摆满了成摞的废报纸，这对练习书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条件。每天挤三个小时时间进行临帖。1979年大学毕业，被分配到农机部门工作，仍然坚持临帖的习惯。1985年在欧阳中石等一批名师的倡导下，创办了中国书画函授大学，学制三年，张超先生任校长，我是首届学员，班长是时任徐州市书法家协会主席的王冰石先生，这三年，是有师承关系的学书过程。欧阳先生等一批书法大家走上讲台传经送宝，讲授这门中国独有的中华优秀文化——书法艺术。欧阳先生编写的《书学导论》《临池一径》《与书法有关的文学》等二十余部教材，按大学专科设置进行了系统解析，篆隶楷行草进行了全面梳理。从结字、用笔、用墨、单字分析认真进行了讲解。赵家熹老师曾对我的作业进行过点评。中国书画大学学报丰富多彩，书画展览经常举办，在临帖中遇到的一些疑难问题都能在学校得到答疑。我深深体会到：自学书法与在老师指导下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写得也不错，仔细揣摩缺少法度，学习缺乏科学性，临帖不知从哪本帖入手，今天写楷，明天写篆，很多方法都是错误的。欧阳先生曾经说过，行从楷入，先学正书，后学行书，行书的基础在于正书，向正文里注入轻快、随意、自然天趣的成分便是行书，所以，抓住楷书是写好行书的首要环节，要想真正把这门书法学好、领悟，一定要师法古贤，把古人的规矩摆进去，实际上临帖就是学规矩，细节决定成败。往往就取决于细微之处，规矩就是法则，没有法则，谈何取法。我学书法创作是先从集字开始的，然后逐步深入，如条幅、中堂，大约四五十岁以后，搞创作基本上能得心应手了。这样说，搞书法创作与年龄又有什么关系呢？书法这门奇特的艺术与书写者的年龄阅历是有一定关系的。一般说来，就学书而论，年轻人模仿能力强，较容易学到和掌握发帖中的外形，年老者经历丰富，较容易领悟和掌握法帖字中的内神。就书法作品而论，年轻人的字一般写得活泼有生气，年老者的字一般显得苍劲有骨力。搞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有助于调动和提高各阶段年龄学习技法的积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