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金农书法的风格类型.docxVIP

试论金农书法的风格类型 打开文本图片集 一、流行书风与复古潜流 金农生于康熙26年(公元1687年),卒于乾隆28年(公元1763年),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又一个高峰,史称“康乾盛世”,满族统治者用武力征服了汉族政权,达到了国家的空前统一。政治的稳定、经济的繁荣促进了文化的发展,汉文化以其强大的魅力征服了满族统治者。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书法艺术得以发展,同时得到了统治阶级的喜爱。康熙作为一代明君,幼时就接受汉文化的教育,极喜书法,以董其昌的弟子沈荃为师,受其影响,康熙也特别推崇董其昌的书法,上行下效,一时崇董之风兴起,朝臣中有擅长董书者,大多都受到皇帝的宠信与重用,如孙岳颁、高士奇等。沈荃去世后,孙岳颁很快代替了沈荃在康熙心目中的位置。高士奇曾参加乡试以监生充书写序班,后供奉内廷,深受康熙的宠信。崇董书风,朝野上下,风靡一时,成为这一时期书法发展的主流。雍正帝在位十三年,受康熙的影响,他早年也以董书为取法对象。《世宗本纪》有雍正“书法遒劲,妙兼众体”的记载。乾隆深受其父的影响,对赵孟兆页 的书法推崇备至。康熙、雍正、乾隆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帖学发展的又一个高峰,但却不能和宋元明时期帖学的发展相比。宋时帖学开始兴起,有苏、黄、米、蔡挑起尚意大旗,形成“尚意书风”,使宋代书法从唐人的窠臼中得到解放;赵孟兆页 力倡“复古”,以古求新,挽回了“尚意书风”的流弊;明中期吴门书家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个人独立意识增强;至明代后期,群雄并起,王铎、傅山、张瑞图等个性化创新书风成为主流,明人尚态,使帖学获得了新生,而清前中期帖学之兴盛表现在上行下效,皇帝、大臣、士子以董、赵为楷模,人数众多,但未能跳出古人的藩篱,帖学似乎走到了尽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当帖学的脚步越来越沉重,新的学术思想给清代书法带来了一丝光明。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清代思潮’果何物耶?简单言之:则对宋明理学之一大反动,而以‘复古’为其职志者也。其动机及其内容,皆与欧洲之‘文艺复兴’绝相类。”他进一步提出了以复古为解放的步骤:“第一步,复宋之古,对于王学而得解放。第二步,复汉唐之古,对于程朱而得解放。第三步,复西汉之古,对于许郑而得解放。第四步,复先秦之古,对于一切传注而得解放。夫既已复先秦之古,则非至对于孔孟而得解放焉不止矣。”王之心学,程朱之理学,在明末清初相继登台,先以王之心学,崇尚清谈,个性解放,不求务实为清初统治者不容,后以程朱理学成为统治者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工具,顾炎武提出经世致用之学,用朴实的经学批判空谈的程朱理学和心学,他主张“鄙俗学而求六经”,“务本原之学”。然而,清统治者为巩固政权,大兴文字狱,文人士子稍有不慎,便会招来杀身之祸,株连九族,致使文人士子战战兢兢,人人自危,经世致用之学更无从谈起,遂转而投入考据之学,一时间,成为一种风气。考据学的兴盛为金石学、文字学的兴起带来了契机,最终对书法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很多学者参与了访碑的活动,在考证的过程中,对其书法的欣赏使一些对书法造诣很深的学者越来越发现碑学之美,清初这种对考据学的热衷带动了书法复古思想的潜流,书法家们开始对秦汉时期的碑刻予以更多关注,书体自然由以“二王”为典范的楷行草转为隶书,虽然这一时期的隶书还没有摆脱帖学的束缚,临习隶书的书家却越来越多,如王时敏、石涛、郑簠、朱彝尊等。傅山也曾一度热衷于此,在书法上,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四宁四毋”观点,赋予了书法新的审美内涵。由此可见,清之复古与元代赵孟兆页 之复古思想有着本质的不同,这种以“丑”为美的观点彻底打破了以“二王”体系为典范的传统,将“古”复到了先秦,由追求潇洒、典雅的高贵之美转化为追求质朴、古拙的朴素之美,并为清代碑学体系的建立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二、金农书法的风格类型 书法的风格类型是书法家心灵的外现。王昶在《蒲褐山房诗话》中说:“冬心性情逋峭,世多以迂怪目之……”金农的迂怪是众所周知的,赵尔巽《清史稿刊传》、蒋宝龄《墨林今话》、徐世昌《晚晴簃诗汇》均以“迂怪”记之,袁枚在《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八·题冬心先生像》中说:“彼秃者翁,飞来净域,怪类焦先,隐同梅福;嗜古得三昧,观书能穷八录,画画妙可以上写天尊,诗之清可以声裂孤竹,然觭耦不忤,嵚崎历落,好雄恶雌,污群洁独,忽共鸡谈,忽歌狗曲,或养灵龟,或笼蟋蟀。”这段妙文对金农的描述可谓惟妙惟肖,他的行为古怪,类同古之焦光,有隐者逸风如林和靖,金农的禀赋与天趣决定了他不会拾人牙慧,其书法风格多样,从他一生的书法创作来看,主要分为以下五种风格类型: 1.八分(隶书) 从其传世的隶书作品来看,金农大约在30岁左右开始学习隶书,这当然有受其师何焯的影响,30以后开始临习《西岳华山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