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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杜威科学观的探讨 杜威是以自己的行为打动着这个世界的哲人，他与斯宾诺莎极为相似，这决定我们不能以浅薄的方式了解杜威的思想，而且如此了解斯宾诺莎的思想也是不符实际的。 作为科学基础的一般性，既不是在材料之中，也不是作为一种自然法则给予我们有关属性的遐想中，这些材料是杂乱的，充满了偶然性。一般性根植于操作模式中，这些操作模式可能是过去的操作模式从一种模式转换到另一种模式中，也可能是為了特定的研究而建构的，从纷繁的经验到模式所获得的属性，一旦它们是作为变化和行动的形式操作时，它们就变为了一个种类的典型特征了。这实际上说明了构成逻辑一般性的那种一般性是推出来的，它凭借实施操作的一般性。 属性是从一个整体的感觉范围中有选择的确定出来的，它能够用各种方式分类。亚里士多德认为，对这些属性予以分类在自然中就可以找到，其内在于属性之中。有些分类可以称为“自然种类”，杜威的想法却不同于此，他认为没有固定的形式对这些属性予以分类，更不用谈及那些“自然种类”了。种类是在探讨中建构的，因而它是人为的。属性作为某种事物的特征，它们允许做某些事情，做的某些事情也就成为一个提议了。 在此意义上，对于科学它不知道自己的力量会得到怎样的施展，这个事实使得它的作用变得更为重要。科学力量的实际运用完全取决于我们面对价值观时所做出的选择，就价值观而言，有的是积极的，有的则是消极的。在科学的探讨中，为了使科学不偏离轨道，必须借助价值观予以评判。 我们时常会感受到这么一种批评，那就是实用主义。杜威所推崇的诸如平等之类的价值并不是实用主义造成的，这些价值是源于人类的经验，在哲学中运用经验法，指出了某一个曾被明确地描述出来的事物曾经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以及怎样被达到的。…因此，经验法的采用使得哲学的反省取得了类似标志着自然科学研究特点的倾向于意见一致的那种协调合作的趋势。科学研究者并不是凭借着他的定义的耸人听闻和他的论证的坚强有力去说服别人，而是把寻求、进行和到达成就的进程（某些事物已循此途径而发现）放在他们的面前。 而实用主义方法是为了拓展这些价值对人类的影响。价值与方法的这种分离，使得这些方法就有可能被某些人误用。但是这种方法误用的比率，或价值起源先于实用主义方法的事实，显然这并不一定要作为对科学观念的一种有力批判。他指出错误的行为并不是因为缺乏价值观造成的，而是因为错误的价值观造成的。 我们的原始经验，从分析和控制的目的来讲，原来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塞满了需要分析和控制的事物。反省本身的存在就是它的缺陷的证明。正如古代天文学和物理学因为缺少实验分析的仪器和技术而不得不从原始观察到的事物的表面价值去接受它们，所以没有什么科学的价值，因此，柏拉图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人们往来二输入了一些数学概念；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采用了几何学推理中的那些基本假设；洛克把牛顿的物理粒子输入到心灵论中，把它们变成了原来所与的“简单观念”；黑格尔无限制地借用和概括了当时新兴的历史方法；现代英国哲学从数学中输入了原始的、不可界说的命题这个概念，并利用在当时已经成为心理科学交易中的资本的洛克的“简单观念”来充实它们的内容。 可是，认为杜威声称所有的公共问题都能够得到解决的观点是错误的。有些问题超出了常人的能力范围，这就会使问题变得混乱，至少在短时间内找不到更为满意的解决方案。值得肯定的是，除了凭借一时的运气，没有更好的解决这类问题的方案了。杜威的著作有许多是涉及社会公共问题，他不是一个以一贯之社会纲领来实施具体的社会变革。对于杜威来讲，技术在自然科学的范围中运用的非常完善，但是人类却不愿意使这种方法运用到其它范围中去解决各种问题、破除一些障碍。 哲学研究还可以担负起一个特别的职务。就是一种借助于哲学的对生活经验的探究。但是这种经验已经笼罩着和渗透着过去历代和各个时期反省的产物。它充满着由诡辩的思考产生的注释、分类，它们已渗入似乎是新鲜的、朴素的经验材料之中而与之结成一体了。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是确定性和不确定性的交织体，充满了各种风险，同时也充满了各种机遇。这就要求我们对此有所行动，而行动又会造成一些变数。 在日益明显的“科学时代”里，“科学”的不断发展对“哲学”的存在本身构成了挑战，无论“科学”是怎样地繁荣，它都不可避免需要“哲学”居高临下地帮助。但是，它们之间也许可以建立更为友好和亲密的关系。为了更好的在社会中获得生存，需要各种技术。技术是对记忆的探究，逻辑是一种技术，科学是一种技术，而解决问题的探究方式也是一种技术。杜威认为技术能够决定社会的进步。技术只是推动社会进展的必要条件，并不是充分条件。他认为社会存在着人类不可避免的规律，或社会中某个原因能够勾勒出社会的全貌都是片面不可取的。 杜威不同于某些哲人那样思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