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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技政策网络分析：行动者、网络结构与网络互动 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科技政策的研究始于20世纪30年代对科学革命的观察，默顿（R. Merton）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科学知识生产的组织体制与动力机制。1939年，贝尔纳（J. Bernal）出版了《科学的社会功能》一書，其中，包含了对科学政策问题的探讨，被认为是科技政策的奠基性著作。1945年，布什（V. Bush）向美国政府提交了《科学：无止境的前沿》的科学报告，是科技政策兴起的正式起点。此后，科技政策的研究正式进入学术领域。随着全球化与新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知识经济的兴起，科学、技术与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竞争力提升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战略性作用日益突出;科学技术创新的经济属性、创新理论与国家创新体系的提出，为科技政策的不断发展提供了现实需求和理论基础。 如今，科技政策被认为是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基础，也是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之一，已经成为国家政策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但就其研究而言，由于发展历史较短，又面临政策主体多元、内涵复杂、表现形式多样的挑战，在理论界和实践界并未对其概念形成明确的界定。有些学者认为，科技政策是“公共措施”;有些学者则将科技政策理解为一种组织领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则综合上述两种观点，将科技政策界定为国家或地区“为强化科技潜力，达成综合开发的目标和提高国家地位”而“建立的组织、制定及执行方向”。在我国学者的研究中，也有将科技政策视为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手段，政策主体除了政府之外，还有政党及其他特定政治团体。也有学者认为，对科技政策的讨论要从不同语言环境出发，将其置于具体的“政策场域”（Policy Arena）进行分析，广义的科技政策包含所有与科技相关的政策研究，狭义的科技政策则是基于“科学-技术-创新”范式展开包含科学政策、技术政策、创新政策的科学技术与创新政策组合体系（Science， Technology and Innovation Policy Studies，STIPS）在这一框架下，对科技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行动者进行研究就显得十分必要。这是因为，首先，我们正在进入现代科技创新新局面和知识生产新模式，大数据驱动的科学研究第四范式正在兴起，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往往需要跨行业、跨部门、跨学科和多元主体的参与。科技政策需要体现不同主体的利益差别，反映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竞争、协调、权衡和妥协。其次，政策场域概念的引入本身就是指不同利益诉求的政策主体，围绕特定议题、遵循一定规则进行互动或相互影响，进而决策的环境或场所。再次，我国科技政策在经历了国防建设战略阶段、经济建设战略阶段和科教兴国战略阶段后，已经进入创新型国家战略的发展阶段，单项政策向多项组合协调转变，政府主导向政府和市场共同作用转变成为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三点使得参与科技政策过程的行动者也随之变得多种多样，除政府部门之外，企业、高校、公众、智库、科技中介、金融机构甚至媒体都参与其中。 正因为如此，学术界对科技政策的行动者也给予了一定的关注。在学者们的研究文献中，行动者也被称为科技政策的主体，对其研究大致可以分为四个方面：一是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的变迁研究，认为科技政策经历了精英主体、共同体主体和公众主体的变迁，并导致科技政策模型选择从精英模型、渐进主义模型到公共选择模型的变迁，在合作网络上也存在整体结构优化和主体功能提升相互促进、同步演化的特征。二是分析我国科技政策行动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垄断和利益冲突给国家科技政策制定带来的负面影响及改进对策。三是对国外科技政策行动者研究、经验介绍及对我国的启示，如对美国干细胞研究的案例分析。四是不同行动者参与科技政策的行为及互动关系研究，如政策研究机构（或智库、专家）、公众、科技中介等行动者的行为及对科技政策的影响。 总之，行动者及其互动关系是科技政策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STIPS范式在全球范围形成和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提出，这推动我国科技政策向科技与创新政策范式转变。在这个转变过程中，科技政策将更加注重行动者多元化带来的政策挑战，推动政策协调层级提升和力度加大，以适应创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但从目前来看，我国科技政策还存在一定程度的碎片化问题，政策制定主体间协同程度低、政策工具目标价值取向多元、执行主体间缺乏协调等行动者行为与关系存在的问题是其中重要的表现。从现有文献来看，对科技政策行动者的研究，大都从科层或市场两种社会结构形式或治理模式出发，要么遵循等级性结构更多地关注核心主体的作用及存在问题，要么对某个单一主体参与行为进行分析。从行动者等级性和水平性结构进行交叉分析，从科技政策行动者及其关系的整体结构与行动者互动行为功能与机制的“结构-行为”结合视角推进治理的研究成果相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