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九：在“学说”与“主义”之间.docxVIP

一九一九：在“学说”与“主义”之间 一 对历史一些小细节的较真，可以从积习或说史家的职业操守上去理解。否则误会在所难免。回到本题，“马克思研究号”出自“轮值编辑”李大钊之手，倾向性、专题性非常明显。需要指出的是，尽管《新青年》推出一系列专号，但与这一号不同的是：前几期属于预告、预约过的“预谋性”专题。诸如“易卜生专号”“劳动节专号”“女子问题专号”“俄罗斯研究专号”等。而“马克思研究号”虽然不能说没有预谋，但这一个人“喜欢”和偏好下的组稿至少没有“主义”，因此笔者倾向称之为个人化、自发性的专题，同仁性似乎弱了不少。尽管李大钊曾将这一号与其他号相提并论，并自命“马克思研究号”（《再论问题与主义》，载《每周评论》第35号），但这一号（“马克思研究”）毕竟与此后几号（“马克思主义研究”）不可同日而语。这从与一九二二年九卷六号的专题性比较上也可以得以佐证。不过，那时的“同仁”性正在逐渐蜕变成“同志”性而已。 这样说，是为了能更好地回到现场，将历史讲清楚。一九一九年五月出版的六卷五号《新青年》是这样编排的：前三篇是《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俄国革命之哲学基础》（下）;接下来的便是常规性的文学作品与理论，它们分别是鲁迅的《药》、若干白话诗以及胡适的《我为什么要做白话诗》;再就是《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上）和《巴枯宁传略》《老子的政治哲学》;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