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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传承，知识结构与经济学研究的学术精神 我们知道，现代主流经济学为了追求所谓的科学化和客观化，开始大量使用数学工具和数学逻辑，从而逐渐走上了数理化和技术化的道路。不可否认，这种发展确实有利于严密化以前那种文字经济学的逻辑关系，对形式逻辑一致性的注重也有助于学术规范的建立，有助于通过“编码化”而形成为他人接受或形成学术界的共同知识，从而使经济学的理论研究得以摆脱传统那种基于“立场”或“主义”的争论。但是，经济学研究本身却并非是为了玩逻辑游戏，其根本目的在于提高解释和预测经济现象的能力。基于这一要求，经济学理论研究有这样两个特征：一者，经济行为的逻辑不能等同于物理或数的逻辑，因为经济行为者毕竟是具有丰富社会性的人，而不是相互冷淡的原子个体；二者，经济学理论也不能仅仅停留在形式逻辑一致的层次上，而是要经得起经验事实的检验，要能够指导社会实践。也即，如林毅夫指出的，理论应该具有这样两个基本特性：内部逻辑上要前后一致、逻辑推论要与经验事实相一致。一般而言，如果某理论的逻辑推论与所要解释的经验事实相一致，那么，它就没有被证伪的，从而就可以被暂时接受；相反，如果产生了不一致，那么这个理论就必须受到修正或摈弃。林毅夫还特别强调，国内学者在学习国外现有的理论时应该注意，只有理论的逻辑推论和中国经验事实相一致时，这个理论才可以被暂时接受来解释中国经济现象的理论；而如果发现理论推论和中国经验事实不一致，要坚持的就不是现有的理论，而是要进一步去了解中国的经验现象。[１]也即，当发现这种不一致时，我们不要死抱理论，不能成为现有理论的俘虏，而是要充分去探究经验现象的成因，并努力构建一个可以更好地解释这个现象的理论。 因此，一个成熟的经济学理论应该满足两个一致性：逻辑推理上的一致性以及理论与现实之间的一致性，而理论的现实性则往往与其抽象的合理性有关。也即，经济学的假设前提应该满足这样的要求：一方面，理论必须经过一定的抽象，而不是对具体现象的描述；另一方面，抽象又必须是有限度的，不能偏离现实太远乃至成为非现实的东西。只有满足这两个条件，理论才能对现象有足够的解释和预测力，理论才能够随着社会现实的变化而发展。例如，弗里德曼就指出：“一个理论是由两种因素组成的复杂混合体。部分而言，它是一种‘语言’，旨在促进‘系统而有组织的推理方法’；部分而言，它是一系列实质性假说的整体，旨在从复杂的现实中抽象出事物的本质特征。”[２]显然，要实现这两个一致性，理论探索者必须拥有非常广泛的知识结构，只有这样，才能把附加在经济理论身上的那些不必要的假设去掉而又不至于形成脱离现实的过分抽象；而要取得这样的知识，首先是要建立在对前人大量文献梳理的基础之上，对社会科学来说尤其需要如此。事实上，正如弗里德曼指出的：“创立假说的过程从来都不是从零开始的；所谓的‘最初阶段’本身总要涉及到对一系列早些时候提出的、以实际观察为依据的假说所进行的比较；这些假说的推论之间的相互矛盾，促使人们构造新假说或修改旧假说。”[２]究其原因，任何理论的发展都是渐进的，对社会理论的探索尤其需要注重学术史的梳理：一者，如劳丹所说，“因为历史本身是一门具有许多对立的意识形态、可供选择的多种方法以及相互竞争的传统的理论学科”；[３]（Ｐ２０５）二者，也如夏佩尔所说，“方法不仅决定科学的进程，而且本身就是由科学中获得的知识形成的。”[４](Ｐ１９１)为此，本文从假设的合理性这一角度出发来探究经济学研究所需要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精神。 二、经济学理论研究的知识要求 我们知道，思想具有极强的继承性，几乎所有的人类思想都是在争论中才逐渐发展和完善的；尤其是，那些思想大师的思想也都有非常广阔的渊源，无论是西方早期的那些经济学大师斯密、马克思、穆勒、马歇尔还是中国古代的那些先哲如孔子、朱熹等，都是如此。而且，纵观经济思想发展史，对后来经济学的理论发展产生影响越大的学者，往往从其先辈那儿吸取的部分所占的比例也越大；事实上，经济学中任何一种体系在建立和完善之前都存在很多具有独创性的先驱，尽管他们明显不如后来体系的构建者对经济学所产生的影响那么大。例如，在斯密建立古典政治经济学之前，配第、洛克、诺思、坎铁隆、魁奈、巴贲、戴维南特、休谟等人都提出了非常有洞见的思想，而斯密自身的创见却并不是很多，其贡献更明显地是体现在对这些先辈思想的系统综合上；然而，正是由于斯密的知识比前人更为渊博，从而奠定了经济学发展的基本路径，并成为经济学之父。再如，在穆勒之前，马尔萨斯、萨伊、西尼尔乃至巴斯夏等都基于特定角度提出了非常有创见的理论或学说，但是他们的影响显然不如穆勒；熊彼特曾说，穆勒“是十九世纪知识界的主要人物之一，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他。”[５]（Ｐ２３０）同样，在马歇尔之前，古诺、屠能、戈森、杰文斯、门格尔、庞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