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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沮丧与释然 《黄石转身》是我完成的第三次宏观报道。每次被推到此类报道面前我都有些手足无措，不知道这道菜要怎么调配才能让内容更有趣。不过除此之外，可能最棘手的问题是宏观报道所涉的内容需要相关部门负责人的回应，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而回应到内容的实用价值又另当别论。 2021年对《鄂商》来说是承前启后的转型之年，我们把视野向更深处推进，我们试图把宏观与微观等量齐观。对黄石转型的关注也正体现了这种转变。 为了完成报道，我前后去了黄石两次。第一次正值黄石市庆及矿业文化节，第二次则希冀补充第一次在要职人物方面的采写不足。 初到黄石，对这陌生城市有着无尽好奇，试图嗅到所有微小的与众不同，借助手机拍下更多的细节，不放过对些微新鲜感的记忆。至今，我还不舍删去手机里的那些蓝天碧草，所有前工业化过渡，后工业化未袭的自然印记。 后来，许多让我兴奋而好奇的小事几乎都穿插在行文的细微处。冶金商铺、夹杂着“冶”字的招待所、埋藏在城市深处的大小工厂、八卦嘴老冶钢厂居民区往后望去可以清晰地看到远处的山野。如果让我回顾黄石之行，这些片段会是首先蹦出我脑海的种种。 市庆期间，黄石沉浸在一份喜悦中，目之所及无不是市政投入的各式“装扮”。说着普通话的外来者黄石人已经见怪不怪，他们中的大多数是我们的同行，拥有和我们一样的陌生感及新鲜劲。我和同事吕留平兵分两路，分别从生活和决策的角度展开自己的工作。 外围的采访预料之中的在能言善道，热情乐施的黄石市民配合下稳步进行着。而另一头的部门负责人或企业相关人士的采访安排则在层层“防护”中只能触及边缘，艰难推进。带着几分遗憾，我们结束了第一次的黄石之行。 回到武汉，采访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了解到他的黄石印象，叶青也细心地递了一份武汉城市圈的统计数据。我们所有最权威的数据皆来源于此。 编辑部对第一次的成稿犹疑不决，我们希望听到更权威的声音，平衡稿件中过多的主观注入。于是，有了我的第二次黄石行。 这一次甚为轻车熟路，数日的往返于市中心和新开发区域的人民广场，市政府。宣传部门的人对我的到访极为欢迎，遗憾的是，后期提供的相关资料由于过于的公式化而甚少采纳。另一方面，我也试图通过其他途径联系到黄石市发改委的有关负责人，对方也答应了我们的采访，采访提纲过后，由于相关部门文字整合时间过长，数度联系后，截至发稿，我们仍未能获得更多资讯。 与大企业有关人员的沟通也阻隔在了流程等事由上。最终，我悻悻然地回到了武汉。每一次地返程，心中都有着无以言语的沮丧，不禁自度这篇稿子的价值所在。少了那些头脸人物的出面，我们的那些分析把脉是不是就完全建立在一厢情愿和自以为是？此类稿件的主观化处理在我的操作中仍痕迹毕露。 与主编的交流里，我们谈到了这次黄石行，谈到了操作，谈到了我们的坚持。或许我们深知我们作品背后的那些不尽人意，与最初构想的相去甚远，但结果不一定就是糟糕，可能有些时候的扭曲成型达到了某些意想不到的自然。 《鄂商》的每一个选题里也许多少都有着这样不为人知的故事，但最后打磨出来的成品一定会有着我们自己的角度与烙印，这也是我们希望呈现的一切。 每一个这样的寻访都会有着百感交集的心绪。我明白，个人的突破能力还需要不断提升，我也知晓，作为一个新人，这样的磨砺能真正地快速成长。但时常也禁不住地狂想，什么时候，我们才可以和那些高高在上的受访者平等地坐在一起，坦然地畅所欲言，剔除不必要的屏障与藩篱；什么时候，我们听到的不再是陈词滥调，取而代之的是信赖基础上的以诚相对。这大部分还在于我的不够成熟，但回望我们的社会，我们的机制，我们自我设置的障碍，他们已然成熟完善了么？我们追求的自由坦荡真的能驱动一个更高效有序的社会么？ 黄石之行的末了，我独自在江滩公园坐了很久，录下了江水拍岸的迂回激荡声。在我看来，这是生命狂奔的激鸣，它鼓舞着我们义无反顾，无所谓意义，或许意义本身即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