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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股股东股权性质对企业价值影响的文献综述的研究 　　叶勇，黄雷(2007)基于法系的差异性，对中国上市公司与其他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作了进一步的比较发现:不同法系国家和地区上市公司的平均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及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是有较大区别的。英美法系国家上市公司的现金流量权与控制权的偏离也是最小的，而德国法系的偏离度是最高的。说明英美法系国家拥有较好的法律制度和执行环境，对中小投资者的保护更好。 　　(二)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性质及不同的控股机制对企业价值的影响 　　徐莉萍等(2006)通过追溯中国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实际控制人和股权性质，并将中国的上市公司分为四组: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和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他们发现，不同的国有产权行使主体对上市公司经营绩效的影响有明显的不同，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国有资产管理机构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中央直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要比地方所属国有企业控股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这说明在一个法律基础薄弱的转型经济中，上市公司的私有产权控股同会面临比较严重的代理问题。 　　夏立军和方轶强(2005)首次将上市公司细分为非政府控制(即民营、乡镇或外资资本控制)、县级政府控制、市级政府控制、省级政府控制以及中央政府控制这五种类型，并构建各地区公司治理环境指数。研究发现:政府控制尤其是县级和市级政府控制对公司价值产生了负面影响，但公司所处治理环境的改善有助于减轻这种负面影响。他们建议:政府应继续“抓大放小”，并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而研究者需要更多的关注公司受政府干预程度和公司所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及法治水平，加强对公司治理环境的分析。 　　总体而言，中国对终极控制权的研究已经出现了部分成果。但以上的文献都是针对控股股东的研究，由于中国的法制基础比较薄弱，多个大股东之间的股权制衡也许有助于保护中国的小股东的利益(陈信元、汪辉，2004)，若能将终极控制权应用到股权制衡的研究中，也许能获得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 　　 　　三、结论与启示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1.国有股比例与公司价值负相关，而法人股比例和流通股比例与公司价值正相关;2.公司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程度越大，则企业的价值越低，同时法系对企业价值有一定的影响;3.层级越高的控股机构控制的上市公司有更好的绩效表现，私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仅仅与一般水平的国有产权控股的上市公司的绩效表现相当;4.中国目前的法律基础薄弱，应该加强法制建设、加快市场化进程、减少政府干预，从根本上改善公司治理环境。 　　本文认为今后相关研究可以对以下方面进一步地深入: 　　1.企业价值的替代指标选择。外国学者多数所采用的是Tobin’s Q值，而我国有的学者采用的是Tobin’s Q值，有的则采用的是财务指标。外国学者采用Tobin’s Q是因为在国外股票是全流通股，其中股票权益市价可以直接用流通股股票价格代表。而我国的股票包括国家股、法人股和流通股，国家股和法人股是不流通的，无法直接用流通股股票价格来表示股票权益市价，所以在中国一般使用的是修正的Tobin’s Q值。在我国还有学者用财务指标表示企业价值，因为他们看到了Tobin’s Q值的缺点，但是这些财务指标如ROE、ROA等无法反映风险结构对投资回报的影响，而且大多数管理当局会根据自己的需要进行盈余管理，从而使财务指标失去客观性和真实性，但若能仿效徐莉萍等(2006)采用一个综合性的经营绩效评价指数，财务指标或许是比较切合我国实际的一种考虑;2.研究样本的选择。多数研究者是使用一年的数据进行横截面分析，这就容易存在异方差现象，使模型的可信度受到影响。为了克服以上缺陷，应采用面板数据进行分析;3.在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中，应该全面考虑影响企业价值的控制变量和企业的终极控制者及其股权性质。由于中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状态的长期存在，将股东性质分为国有股、流通股和法人股的做法有很大的缺陷。因此在研究控股股东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中，应该考虑企业的终极控制者及其股权性质;4.在研究股权结构对企业价值影响研究中，应该考虑股权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如果不同的股权结构会影响公司价值，在有效市场中市场会自动淘汰公司价值较低的公司;然而在现实中，我们仍能观测到差异显著的股权结构。所以公司股权结构本身并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外生变量，而是政治、经济、法律和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内生结果，它更多地依赖人类社会“自发的秩序”。　　 　　【主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