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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王”四帖述评 传统书法莫盛于晋，晋人书法莫盛于“二王”，“二王”书法莫尊于右军。右军书法，自晋以来久享高名，自初唐唐太宗为《晋书》的王羲之传亲自撰写《传论》以来，“书圣”之名遂为定论。右军高名虽得帝王之助，但也是名至实归，他在书法上的成就和地位已得到一千多年来的无数书法家的证明。右军之子大令，克绍箕裘，不坠家风，虽较之右军不免稍逊，而历代无不奉为“亚圣”，遂有“二王”并称之说。纵然间有异辞，却也无损全体大雅。“二王”既是东晋书法的杰出代表，也是中国传统书法的高峰。 这里举出“二王”的四幅法书略加评述，其中，王羲之《丧乱帖》、《哀祸帖》、《游目帖》计三幅，王献之《地黄汤帖》一幅。 王羲之的《丧乱帖》八行六十余字，与《二谢帖》五行、《得示帖》四行，共摹于一纸，高28.8厘米，装裱成立轴，现存于日本皇室。据说早在圣武天皇时便已流入日本，千余年来，尚未发现有中国本土文献著录，直到清末杨守敬从日本摹入《邻苏园帖》（1893年），才被国人广为关注。直到前几年，才在上海博物馆展出过一次，国宝回家，极为轰动。《哀祸帖》三行，与《孔侍中帖》同摹于一纸，也在日本，有“延历敕定”的印章。延历，相当于我国唐建中三年至永贞元年，也是晚唐流入日本的。《游目帖》于清末民初流入日本，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亮相是1913年，曾在1934年用珂罗版制成原大的黑白印品，原迹于1945年在广岛毁于原子弹轰炸。国宝已逝，令人伤感，世人自此只能通过黑白印品遥想书圣风采。2021年，文物出版社与日本二玄社合作，据珂罗版复原成彩色印刷品，专家们认为较为成功地再现了原帖的风采。 《丧乱帖》有“丧乱之极，先墓再离（罹）荼毒，追惟酷甚，号慕摧绝，痛贯心肝”等语，当是书于会稽告墓弃仕以后，应是王右军书法成熟期的作品。全帖六十余字，除了“奈何”、“顿首”等字作草书连写之外，大多是独立成形的行书。起首“羲之顿首”等字，行笔缓重，字形偏近于正楷。并以下三行，行笔速度加快，运笔翻仰使转稍见明显。自“奈何奈何”以后，不禁逗引起王羲之痛贯心肝的悲痛之情，他不再计较字形笔法，运笔更加快捷，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起承转合已不再像开卷那么明晰，如“未获奔驰，哀毒益深”、“临纸感哽”等字组，出现了较为浓重的草书笔意，“不知何言”一组四字更是连带而出，仿佛是一股“痛贯心肝”的悲郁之情逼得王羲之手中的毛笔急促飞动起来。至“不知何言”四字为止，王羲之的心情趋于顶峰，似乎是稍平静了片刻，晋书书信惯有的客套语，分成“羲之”、“顿首”、“顿首”三组稍稍和缓地顺手写成，每组文字的末笔收锋都是较为含蓄内敛的，不知不觉地朝着帖首所表现出来的矜持常态渐渐地靠拢过来。前人盛称悲苦出诗人，大意是说悲怨愁苦可以激发诗人的真性情，真性情才是艺术魅力的重要基础。这幅不大的尺牍书札，情感的基调大致也是悲怨愁苦的，这使得我们每每联想到颜鲁公的《祭侄稿》来，也是从平和渐趋激越的，都是无意于书而妙造自然的佳品，可谓“沉痛彻骨，天真烂然，使人动心骇目，有不可形容之妙”（陈绎曾跋《祭侄稿》）。相对于《祭侄稿》的激越奔肆，《丧乱帖》还是平静得多，毕竟这是万物不萦心的晋人的手笔，他们总是风流旷达的时候居多。 《哀祸帖》的情感基调也是悲怨愁苦的，“频有哀祸，悲摧切割，不能自胜，奈何奈何”。这幅尺牍也是以行书字形为主，相对于《丧乱帖》而言，结体较为空灵跌宕，字距和行距都较为拉开，“书法创作”的意味强一些。《哀祸帖》着笔较实，如“哀”字，笔画凝重，与前帖相比，判然有别。“祸悲”两字，则显示了大王书法惯有的拨挑翻转，可以体会到行笔过程中的提按缓急的节奏韵律。与“祸”字相比，第二行第一字“割”就显得不协调。“不能自”三字之间的牵带，有屈铁盘丝之妙，非有镂金界石的笔力而不能为之。第三行起首的“何省”两字变形过分，“省”字牵带，勉强生硬，“少”与“山”字混同不别。帖末“增感”两字又回到了“祸悲”那样的拨挑翻转。虽然此帖与《哀祸帖》一样，在情感基调上同属悲怨愁苦的范畴，但却不及前者那样令人动心骇目。 《游目帖》是《十七帖》的一部分，曾收入《淳化阁帖》。《游目帖》也是一封书信，清代王澍认为是写给益州刺史周抚的，表述了王羲之渴望游览蜀地名胜的愿望。一般认为，这封信大约写于永和十一年告誓去官之后不久，与《丧乱帖》相隔不会很久。永和年间，王羲之的书法已达到了他一生的巅峰状态，著名的《兰亭序》就是永和九年书写的。《游目帖》十一行，行草相间，半为草书，半为行书，行书中也略带草意。字形大多独立，很少连带成组。笔画多圆转而过，间有折笔利索的，如“杨雄蜀都”的“蜀”字始终在画圈，“都”字却折屈凌厉。字形布白均整，不刻意作拓外或聚内。《游目帖》落笔不顿，收锋不驻，一拓直下。笔画中段丰腴厚实，与《哀祸帖》的瘦硬有所不同。前人有“喜气画兰，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