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伦理学2019第三讲组与文化.pptx

第三讲 组织伦理、企业文化及价值观 1 组织行为与组织伦理 1-1 组织伦理是现代道德建设的关键 1-2 组织（企业）是道德行为的主体 2 企业文化及伦理 2-1 企业文化的定义及构成 2-2 企业文化的作用 2-3 东西方文化与伦理的比较 2-4 文化、伦理与管理 3 企业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 3-1 企业的愿景 3-2 企业的使命 3-3 企业的价值观 3-4 案例：组织内部的晋升机制 第三讲组织伦理、企业文化及价值观 1 组织行为与组织伦理 1-1 组织伦理是现代道德建设的关键 组织行为是有计划、有秩序、有控制的集体行为, 组织目标需要组织内部各部门及成员间的分工合作加以完成。人类通过组织这个社会机制完成了许多对个人而言无法企及的目标——从修建摩天大楼、制造原子弹到登上月球等。但组织行为并非总是给人类带来喜悦的结果, 事实上, 组织行为还常常给人类带来灾难。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最深重的文明灾难的制造者不是个体, 而是组织。人类社会出现的生态危机、大规模战争杀戮的制造者, 并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单个个体, 而是像企业、国家这一类的组织。当代道德哲学必须将长期逃逸于道德归责和道德建设之外的组织重新召回到自己的视野之中。 案例1：艾希曼的罪恶 艾希曼审判。艾希曼曾经是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的主要工具, 是纳粹德国行将崩溃前执行丧心病狂的“彻底解决方案” 的负责人；在被屠灭的600万犹太人中，大约有200万犹太人的死与他有着极紧密的关系。对这位罪责极大的纳粹官员的审判和定罪，曾引起了全球的关注。因为审判的对象不只是一个简单的自然人，而是牵涉到“国家行为” 和“自上而下的命令的行为的一个恶性事件中的罪人”。在国家机构组织的行政杀人事件中，作为国家机器齿轮上的一个部分，作为“自上而下的命令” 这一行为链条上的一环，对其该如何定罪? 对此人们争论不休。有关争论的许多内容集中体现在阿伦特发表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 伦理的现代困境》一书中。 “服从与责任”。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的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 他只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 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艾希曼说, 在那种境遇里, 他没有理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若不服从，则有可能被这部机器辗得粉碎，而服从只会使自己的良心处于昏睡状态，拒绝正视自己行为的意义。更何况也没有外在的声音唤醒他的良知。 案例1：艾希曼的罪恶 恶的平庸。阿伦特认为艾希曼的恶是“恶的平庸”。所谓“恶的平庸”，是指称那些行为结果极恶但无直接邪恶动机的道德行为主体。这是因为这种恶与我们平常所理解的恶不同:其行为不是直接被一种邪恶的动机所支配, 而是服从于命令, 服从于官僚组织体系中的自上而下的命令。是为权力或习惯所左右缺乏自我反思及自我决断的人所导致的恶。这是主要在现代性条件下、在现代组织机制中才能实现的恶。艾希曼对意识形态不感兴趣, 很少和别人谈论流行话题, 包括种族歧视的话题；他“是一个纯事务、技术型的干部, 在复杂工作中追求谨慎和细致”。他按照行政要求每天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送到指定的死亡之地。他不贪婪、不渎职, 从未为了金钱和财产与犹太人组织进行秘密交易, 他认为那样做“违背自己的良心”。他之所以作恶, 并非因为他有与人类为敌的恶魔天性, 而是因为他只是所属“机器中的一个齿轮”。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他们是否需要对服从命令所产生的最终恶果负责呢? 案例1：艾希曼“恶的平庸” 现代性、组织与大屠杀。有人认为, 纳粹进行的大屠杀是由变态的希特勒发起、不明真相的人们盲目跟从、一时狂热的结果。这种说法似乎没有多少说服力。我们不能理解:一个产生过歌德、贝多芬、康德、黑格尔的文明民族怎么会发生如此野蛮的事件? 为什么有着较高理论素养的民族会没有理性地盲从希特勒并允许他建立法西斯独裁政府? 组织的罪恶。鲍曼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一书中阐明:大屠杀并非情绪一时冲动的结果, 亦不是非理性的情感的胜利, 而恰恰相反, 它是理性的体现, 是理性行动的后果, 是现代组织成就的集大成之体现。正是现代组织制度本身催生出纳粹大屠杀这一让人震惊的事件。大屠杀与现代性紧密相关, 而且也只有在现代组织制度中才能实现。借助于先进的现代技术, 纳粹德国变成了现代化的杀人工厂, 杀人变成了一个工业流水线, 它被分解成若干个互相分离的部门, 在这个流水线上的所有“工作” 都有自己的职责和权限。人们只需各司其职, 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 而不必过问下一个环节的工作内容。但在这一过程中, 只要行动方向出错, 行为链上的行为者就有可能踏上恶的征程, 手段与目标也会悄然置换, 行为者将杀人过程变成技术本身, 丢失了天然情感和道德本性而变为恶魔。 案例2：守卫柏林墙的士兵枪口应抬高一厘米？ 故事的梗概。 1989年2月，20岁的 Gueffroy与同伴 Gaudi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