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讲当代中日关系的开端1.ppt

从“人民”向“民间”转变的第一个动力，是日本的“国民外交”；第二个动力，是中国“大跃进”造成的国内经济困难以及三年自然灾害的出现、中美关系的紧张对立和中苏关系的恶化。 60年代上半期中日关系的“新发展”，即中日民间贸易体制的建立。 刘建平的观点：“中日长期综合贸易协议”是被严格定位在与中日政治关系脱钩的“民间贸易”范畴的，它形成了制度化的、有官方后援背景的民间贸易体制，但这种官方后援背景，并不足以成为中国学术界一向认为的“半官方”关系。 “简单地说，以‘刘连仁事件’和‘长崎国旗事件’为象征，‘人民外交’受到挫折之后，日本的‘国民外交’取代中国的‘人民外交’居于中日关系的主导地位，相应的中国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从‘人民间’概念向‘民间’概念的话语转型，并推动了‘人民外交’向‘民间外交’的非政治化转型，中日关系的‘原则’也从坚持‘政经不可分’转向了默认‘政治经济分离’。” ——刘建平 总而言之，在“备忘录贸易体制”下，日本方面取中国官方或半官方的市场开放利益而没有给中国相应的“半官方”外交待遇和名义；中国政府则是为了取得中日贸易利益而放弃了国家外交地位的政治要求，所以是“政治经济分离”的日本政府立场得到了贯彻。----刘建平 1959年3月，周恩来在会见浅沼稻次郎率领的日本社会党第二次访华团时的谈话：“我们知道，通过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来推动日本政府这一条路走不通了。至少在岸信介的政策下是不可能的。因此，从去年4月开始中国就改变了态度。应该在两国的国与国之间、政府与政府之间做的事情，还是需要政府与政府之间来做。”(古川万太郎《日中战后关系史》及西园寺公一《红色贵族春秋》等) 毛泽东在1972年9月27日会见日本首相田中角荣时说：“可以在几十年、百把年达不成协议，也可以在几天内解决问题。……所以有些人骂我们专门勾结右派。我说，你们在野党不能解决问题，解决中日复交问题还是靠自民党的政府。”(《毛泽东外交文选》) 日本坚持“对无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进行污辱，不能构成刑事案件，日本刑法第92条的关于损坏外国国旗将加以惩处的条款不适用于中国”。 岸信介：“对国旗问题，中共政府应该冷静进行考虑，对相互友好的国家尊重国旗是当然的，但对无政治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同有外交关系国家的国旗等同起来的做法，违反国际法原理”。 陈毅：这“说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的态度已经到了令人不能容忍的地步”，这是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侮辱，是蓄意对6亿中国人民的挑衅”。 “刘连仁事件” 刘连仁：山东诸城县(今高密县)人，1944年被日军强抓至北海道煤矿。 1945年7月，刘连仁与其他4名劳工一起逃至深山躲藏13年，1958年2月在北海道石狩郡当别村被村民发现。 日本政府最初称其为“非法入境者”，引发两国舆论强烈谴责。 1958年4月，刘连仁携带120名中国劳工遗骨回国。 根据日本外务省向日本政府提交的报告书，日军在侵华战争期间强征到日本的中国劳工共38915名，其中6830人死于极其恶劣的劳动条件之下。 中日交往骤然变冷 1958年5月11日，陈毅副总理兼外长宣布：“日中两国所有的通商、文化关系自11日起全部断绝。” 1959年，中日民间贸易额为零；1960年19万美元。 1959年，日本访华团体191人，团体20个；中国访日团体及人数均为零。 民间贸易对中日两国的不同意义 1956年中日贸易在日本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最大，为2.6%。但同期，日本对美国的贸易出口平均在20%以上，进口接近35%；对东南亚出口平均接近40%，进口平均为22.5%。 从日本政府的角度而言，完全没有以损害日美关系为代价推进中日贸易的经济动机，更无政治动机。 对中国而言，中日民间贸易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或者说政治意义超过了经济意义。中国政府力图通过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的方式发展中日间的政治关系。 所谓“政冷经热”的结构，此一时期是否已经出现？ 第二阶段 1959-1964年 1958年7月，日本社会党前国际局长佐多忠隆来华非正式访问，周恩来、廖承志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三项条件，后被称为发展中日关系的“政治三原则”： 　（1）必须停止敌视中国的言论和行动，不再反复； 　（2）必须停止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 　（3）保证不再阻挠恢复中日两国关系正常化。 1959年3月，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访华，中国方面明确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政治和经济问题不能分开，政治和经济问题，必须同意商谈同时解决；而且在当前，政治问题必须居于优先地位”。——“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 1959年9月，周恩来—石桥湛山会谈公报：“中日两国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发展必须结合起来，不能予以分割”。 公报的表述，虚化了“政治三原则”与重开贸易的关系？ 《人民日报》社论：“谁都知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把政治和经济完全分割开来作为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