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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有哪些人配得上 “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评价？ 历史上有哪些人配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评价？ 【2018 年 1 月 8 日是周恩来总理逝世42 周年，谨以此 文，怀念最敬爱的人——周总理】作为一名 80 后，如果只 能选 1 个，只有周恩来总理配得上。仅仅是他生命中的最后 4 年，就足以配得上“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这 8 个字！著 名散文家梁衡先生在作品《大无大有周恩来》中说道： “周总理从 1974 年 6 月 1 日住进医院，1 至 5 月共 139 天， 他每天工作 12 至 14 小时有 9 天；14 至 18 小时有 74 天；19 至 23 小时有 38 天；连续 24 小时有 5 天。只有 13 天工作在 12 小时之内。而从 3 月中旬到五月底，两个半月，日常工作 外，他又参加中央会议 21 次，外事活动 54 次，其他会谈和 谈话 57 次。”从患病到住院，周总理经历了两年苦撑危局的 政治苦旅；自 1974 年 6 月 1 日住院到1976 年 1 月 8 日逝世， 周恩来生命的最后 600 天里，共做大小手术 13 次，会见各 国来宾 60 多次，离世时体重不到 60 斤。 这就是我们的总理，人民的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除了他，又有谁当得起呢？周恩来生命最后的岁月，伴随着 病痛、负重、伤感与离别，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奉献给 了党和国家的事业。他和时间赛跑，与病魔抗争，他忍受了 许多恶意“误解”与人身攻击，委屈与不公几乎伴随了整个 患病过程。为了维持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与人民生活在 “文革”期间能正常运转，他努力再努力，坚持再坚持，直 到停止呼吸。杨尚昆同志这样评价周总理最后岁月的抉择： “他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献身精神，选择了一条比拍 案而起更为复杂艰难的迂回斗争的道路。” 呕心沥血，积劳成疾 1972 年 5 月 15 日，西花厅。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张良佐 收到了北京医院送来的尿样化验报告单与尿细胞病理学检 查报告单，报告单上赫然写着—— “膀胱移行上皮细胞 癌”！这 9 个触目惊心的字，一下凝固了西花厅值班室里的 空气。大家一动不动地紧盯着这张化验单，希望自己的眼睛 看错了这 9 个字。顿时，大家心里像装进一块石头，感到格 外的沉重，几个女工作人员忍不住哭出了声，男工作人员只 能跑到屋外，躲到没人的地方吸烟、叹气，来释放一下自己 沉重的心情。自从周恩来从玉泉山治疗回到西花厅后，他回 到了原来的工作状态，这让张医生也回到以前提心吊胆的状 态中。当时纪东在秘书里是年纪最小的一个，他老是看见张 医生劝总理作全面检查，而总理每次听到医生的好言相劝， 眼神里都会透着不情愿，低声恳求医生：“你们先不要忙， 先让我忙过这一段。再说，查出癌症又有什么办法？我这么 大岁数了，能多忙几天，多处理几件事就可以了。”鞠躬尽 瘁，苦撑危局周恩来的最后岁月，是在“文化大革命”的狂 风恶浪中度过的。在党和人民陷于深重灾难的日子里，周 来以常人难以想象的大智大勇和自我牺牲精神，面对极端复 杂的特殊环境，忍辱负重，砥柱中流，尽力维护人民的根本 利益，苦撑危局。立党为公、相忍为党，这是周恩来毕生所 恪守的信念。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始终坚持党和人民的 利益高于一切。在“文化大革命”这种特殊环境下，党和人 民的利益要求维护大局、避免分裂、保持统一，在这个前提 下，努力减少损失，为拨乱反正创造条件。如果党分裂了， 国家分裂了，军队分裂了，后果将不堪想象。在周恩来的一 生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他用自己全部的智慧、 信念和忠诚，竭尽全力地维护了党的团结和统一。这对于我 们历尽坎坷却依然存在和发展壮大的党及其领导的国家和 军队来说，又是多么难能可贵、多么重要和幸运啊！ 周恩来自从青年时代投身革命，一直处在斗争前沿、政治漩 涡的中心，历尽千难万险。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是 他一生中最困难、最艰险、步步充满荆棘的岁月，以至他自 己也随时准备着什么时候被突然打倒。但是，身为党中央主 持工作的领导人、国务院总理，他还担负着保障七八亿人民 衣食住行和维系整个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难以想象的重任。 此外，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人民共和国仍须保持她独 立自主、不容欺侮的主权和尊严。面对这样的局面、这样的 重担，周恩来没有逃避，没有退缩，而是抱着“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这样一种崇高且不无悲壮的信念，挺身而出，拼 死一搏。正是这种纯洁、坚定、明确的内心动力，驱使这位 年逾古稀、身患绝症的战士无私无畏，为党为国，奋斗不息。 回顾这段不寻常的历史，更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