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本雅明的视角观照中国问题——读本雅明的一点体会.docxVIP

用本雅明的视角观照中国问题——读本雅明的一点体会 我发言的题目是《用本雅明的视角观照中国问题——读本雅明的一点体会》。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话题呢?当然是因为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本雅明与中国”。我自己对本雅明也稍稍有点思考，所以就想在这个主题之下，谈我读本雅明的一点体会。用本雅明的视角观照中国问题，其实在此之前，我已经有所观照，算是一个初步尝试。这里有两本书：一本是201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另一本是2018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前者是思考法兰克福学派，后者是琢磨中国作家赵树理以及和赵树理有关的山西作家。这其中有两篇文章或许值得关注：《法兰克福学派内外——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中有篇《本雅明的“讲演”与毛泽东的〈讲话〉——“艺术政治化”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此文首发于《文学评论》2013年第5期；《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里又有一篇《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的文章，四年后也恰好是发表在《文学评论》(2017年第5期)上。在此之前，我确实已经用本雅明的视角，或者是把本雅明拿过来，和中国的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和中国著名作家赵树理放在一起，做过一些初步思考。那么，为什么我会用本雅明的视角来观照中国问题呢?我先讲为什么我会写这两篇文章。先说《本雅明的“讲演”与毛泽东的〈讲话〉——“艺术政治化”的异中之同与同中之异》。此文的诞生其实与我的博士论文有关。当年我做《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理论》,写到本雅明那一块时，突发奇想——当我去琢磨他那篇非常著名的文章《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时，马上就联想到了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当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这两篇文章思考问题的角度、基本用词、一些表达虽然不尽相同，但是为什么它们又如此相似?这样，我在写博士论文时就有了一个插叙：对这两个文本做了900多字的蜻蜓点水式的比较分析。从此之后，这个话题就一直藏在我心中，一直想把它写出来。2012年前后，张正平(Briankle Chang)教授搞了一个“本雅明与中国”的话题，邀请美国内外的一些学者在这个话题之下聚焦写文章，在《立场》(写《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一文的原因，在《赵树理的幽灵——在公共性、文学性与在地性之间》一书的序言里说了。序言的题目叫做《十年一读赵树理》。所谓“十年一读”,是我从1996年赵树理诞辰90周年第一次大面积阅读赵树理开始，然后每过十年，我会重新面对赵树理，阅读他的全集，琢磨一点问题。这一方面是因为每到一个十年头上就有赵树理的大型纪念活动，给我带来了重读的契机；另一方面，我也是想借机检测一下自己：赵树理的文本就在那里，始终没变，赵树理还是赵树理，但是过了一个十年，当我重新面对赵树理的东西(既包括他的文学作品，也包括他在文学作品之外的非文学文本)时，我是不是有所长进?是不是还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如果发现了，为什么十年前我浑然不觉?十年后我将如何面对这一问题并有效解决?这就是所谓的“十年一读赵树理”。也就是说，从1996年到2006年再到2016年，当我一次、二次、三次去面对《赵树理全集》时，都是路不空行，都有所收获，做了一些相关的思考。而到第三次面对赵树理时，我就有了一个想法，想解决多年来我心里边的一个困惑。因为我一直不太满意现当代文学研究界对赵树理的定位，比如说赵树理是一个“农民作家”,比如说赵树理写的是“现代评书体”小说，我觉得这没有把赵树理最鲜明的个性和特点给呈现出来。这其实是我十多年前就有的一个困惑，又过了一个十年之后，我才下决心来面对它，想自我解惑。但是怎么来解决呢?我当时就想到了本雅明的《讲故事的人》,也想到了他的《作为生产者的作家》。所以，我用本雅明的视角去观照赵树理的时候，其实动用了本雅明两个层面的东西：一个是讲故事的艺术，它关联着经验、光晕、光晕消逝等等；另一个是功能转换、艺术政治化等内容。当然这只是显在的原因。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是跟我的导师童庆炳老师的提醒不无关系。童老师曾对我说：“你不是研究过‘西马’吗?你可以把‘西马’这架探照灯用起来，东照照，西照照，说不定就能照出一些东西来。比如说你们老家的赵树理就很现成嘛。”我就回应童老师说：“我对赵树理是在放长线钓大鱼，而且一不留神，我也混成中国赵树理研究会的副会长了，我照他是名正言顺啊。”童老师听了之后哈哈大笑。之后两三年我写了《讲故事的人，或形式的政治——本雅明视角下的赵树理》。写之前还没意识到童老师的提醒，写完之后忽然想到他说的那番话，就觉得他老人家太厉害了。回到本雅明。假如我们想用本雅明的视角观照中国问题，首先得吃透本雅明的东西，而吃透的前提首先是阅读。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