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南山：讲真话.docxVIP

PAGE PAGE 1 钟南山：讲真话 　　 　　王珊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84岁的钟南山院士其一举一动总是备受关注。不论是在赶往武汉的高铁餐车上研究文件的照片，还是证实新冠肺炎“人传人”现象的发言，亦或是“不去武汉，不出武汉”的建议……钟南山的出现，仿佛一剂社会情绪的镇定剂。 　　这种信任来自钟南山在抗击“非典”时期所起的领军作用。当年SARS暴发后，钟南山的一个好友说：“谁出来说话可能大家都不信，但钟南山一出来说，大家就都信了。”这种信任超越了学术范畴，使钟南山的存在打破了传统意义上某一领域的学术专家形象。 　　而信任的源头，恐怕就是钟南山在医生、科学家、知识分子、委员和代表等多重身份之下，仍然坚持的那个简单的原则：实事求是，讲真话。 　　钟南山出生在医学世家。他的父親钟世藩是儿科专家，在70岁高龄和身体多病、眼睛几乎失明的情况下，编写了50多万字的儿科著作《儿科疾病鉴别诊断》。母亲廖月琴曾担任广州肿瘤医院副院长，是护理学专家。跟着父母在医院长大的钟南山，打小耳闻目睹父母对待病人的态度。他发现，两人的喜怒哀乐是跟病人病情的好坏密切关联的。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是，经过努力病人的病情还是没有得到改善。“那时就觉得，当医生能给别人解决问题，会得到社会的尊重。”钟南山曾在接受采访时说。 　　做医生是钟南山的愿望。1955年，钟南山考入北京医学院（现北京大学医学部）医疗系，但当时的社会状况使得他在毕业10年内，一直与医生这个职业相距有点远。直到1971年，他才从北京回到广州，进了广州当时的第四人民医院。 　　回到广州的钟南山已经35岁。医学是一门看重经验的学科，除了大学3年半的学习，钟南山在这个领域可谓毫无优势，他被安排到了最基本的急诊科。没多久，他就闹出了岔子，有一名病人因为消化道出血被送到急诊科，钟南山却将对方诊断为结核病，还主动请缨将病人送往结核病防治所。这一事情使得钟南山成为医院指指点点的对象：“连咳血和呕血都区分不了，还当什么医生，搞什么急诊？” 　　受了刺激的钟南山自此开始发奋努力，跟着医院的大夫学习诊断和治疗，晚上回家还会继续做功课。8个月后，同事们发现钟南山变得不只是外表，能力也“顶得上一个主治医生了”。 　　1974年，钟南山被调入慢性支气管炎防治小组。当时我国有一项对全国6000多万人的普查显示，慢性支气管炎患病率为3.82%。钟南山注重调查和研究，他和同事下乡，一大早就起床。钟南山骑着自行车，同事坐在后面，抱着农民的痰——这是他们做研究的标本。钟南山转头对同事说：“你要拿好那个痰，要誓死保卫那个痰。” 　　2021年，被钟南山称为“特殊的一年”：遇到很多未知的课题，无章可循，自己一天要做出几天的工作，包括治疗的问题、学术上的问题，还要制订国家规划。他说：“这原本是要一星期完成的工作，变成了一天来完成。我的思想遭遇也很特殊，从原来不太被重视，甚至遭到误解，到后来变成被关注的对象，甚至是众矢之的。” 　　引发这一“特殊”性质的是SARS（非典型肺炎）的暴发，此时，钟南山已经67岁。2002年底，“非典”病例最早在广州出现，钟南山在12月22日碰到了第一个“非典”病人，对方是从广东省河源市转院到钟南山所在医院的，病症表现有些奇怪：持续高热、干咳，双肺部炎症呈弥漫性渗出，阴影占据了整个肺部。两天后，从河源传来消息：当地医院救治过该病人的8名医务人员均感染发病，症状与病人相同。 　　2021年1月，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专家曾光随卫生部的专家组去广东进行调查，他们发现了SARS只有在近距离、出现临床症状的情况下才会传染的特性，但当时大家都忙着寻找和确认病原，没有人关心公共卫生专家的分析。曾光说，等到他们的声音被听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期。一直到2021年2月，“非典”在广州大暴发，钟南山说：“包括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情况会如此严重，传染速度那么快。” 　　2021年4月13日，北京召开了关于SARS的新闻发布会，钟南山被要求参加。当记者问到“是不是疫情已经得到控制”时，钟南山忍不住了，他对媒体说：“现在病原不知道，怎么预防不清楚，怎么治疗也还没有很好的办法，病情还在传染，怎么能说是控制了？我们顶多叫遏制，不叫控制！连医护人员的防护都还没有到位。”顿时场面哗然。“非典”的真相自此才一点点向公众揭开。 　　混乱和恐惧之中，人们记住了钟南山的名字。也因为SARS，钟南山在公共领域范围内更广泛地被人熟知。 　　同年，钟南山被总理温家宝点名参加“中国-东盟领导人关于非典型肺炎问题特别会议”。这一年，他去了16个国家和地区，以一线医学研究者的身份，讲解中国如何应对“非典”。只要有机会他就主动演讲，实事求是地把中国情况告诉国外专家和媒体，讲述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采取了什么措施，取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