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育才：民族解放的重担放在我们每个中华人民的身上.docxVIP

PAGE PAGE 1 李育才：民族解放的重担放在我们每个中华人民的身上 　　 　　李 艳 王燕萍 　　 　　 　　李育才（1917—1946），又名李践，陕西澄城人。澄城县第一高小毕业。193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8年1月，参加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10月，任决死第四纵队第十总队二大队五中队政治工作员。1939年，升任连长。1941年8月，任晋西北军区（1942年8月改为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五团二营副营长。同年12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俘虏，后被押往东北战俘营做劳工。1942年9月，成功逃离战俘营。1943年3月，回到晋绥军区第八军分区，任第五支队参谋。1945年，任第八军分区太原县游击大队副大队长。1946年7月，在山西太原南郊南马村与长头村交界处，率部与阎锡山军队3个团作战，身负重伤，壮烈牺牲。 　　当选澄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工人代表 　　李育才少年时，聪明伶俐，勤奋好学，拜师于同族举人李生芳、秀才李生容门下。后入澄城县第一高小学习，经常出入共产党员翟贞祥、刘振邦创建的读书社、报社等文化场所，便与翟贞祥、刘振邦结识。在他们的帮助下，开始学习马列主义，汲取进步思想的精华。高小毕业后，因家贫无法继续求学，于1936年进入县平民工厂当工人。 　　西安事变后，澄城县各乡抗日救国组织代表汇集县城，国民党县党部人员逃跑一空。中共陕西省委委员、宣传部部长兼秘书长、澄城县委书记张鼎安策动兄长张绍安（时任县保安大队大队长）等爱国人士武装响应抗日，各界代表在国民党县党部集会，决定于1936年12月21日召开各界民众大会。是日，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民及县保安大队官兵数千人在县城北庙（今粮食局）集会，成立澄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并推举张绍安为主席兼军事代表、吴卜亭为农民代表、张堃生为教师代表、张印五为学生代表、李子俊为商界代表。年仅19岁的李育才因表现出众，被推选为工人代表。各界抗日联合会发表了拥护张学良、杨虎城八大主张的通电，在县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 　　当时，驻防大荔县的西北军第四十二师师长冯钦哉叛杨附蒋，妄图扼杀澄城县革命力量。危急之下，张绍安、张鼎安和袁子厚等人研究决定，于21日晚12时率县保安大队两个中队和抗日救国牺牲团共300余人离开县城，进驻崖畔寨。27日，保安大队留在崖畔寨，抗日救国牺牲团移驻刘家洼，成掎角之势。他们一边整训部队，一边派人到西安向杨虎城求援，并去陕北请示中共中央，准备东渡黄河参加抗日。12月30日，盘踞在赵庄、刘家洼一带的土豪劣绅王保坤、杨荣轩和地方反动势力，勾结驻防在渭南合阳县的已背叛杨虎城的四十二师柳志俊所部，向驻扎在崖畔寨的起义武装发动进攻。由于敌人买通内奸，内外夹击，起义部队腹背受敌，虽组织3次反攻，均遭失败。战至中午12时，起义部队仅剩20余人。他们奋起突围，只有3人脱险，张绍安、张鼎安、刘仲棣、袁子厚等7人壮烈牺牲，11人受伤被俘，史称“崖畔寨事件”。这次武装起义牵制了国民党反动力量，有力地支持了西安事变。时任中共陕西省委书记的贾拓夫对这次武装响应西安事变评价很高，称此举“冠于全省各县”。 　　“崖畔寨事件”之后，反动势力到处张贴布告，搜捕参与者，叫嚣对抗日救国牺牲团成员要“格杀勿论”。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澄城。 　　李育才因是澄城县各界抗日联合会工人代表的特殊身份，在姐夫张卓之及舅父张质平的帮助下，以教师身份做掩护在刘家洼小学任教。 　　参加红军，后被日军俘虏 　　1937年元宵节刚过，李育才与好友李少英等商量决定参加红军，奔赴抗日前线。当时，李育才已娶亲，妻子怀有身孕。为了实现救国家于危难的使命担当，李育才说服父母和妻子，含泪惜别，奔赴陕西三原县永乐镇参加了红军队伍。 　　8月，李育才又随改编后的八路军东渡黄河，投身于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不久，李育才加入中国共产党，学习到更多党的政策和主张，对抗日救国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他在1937年底给父母的信中写道：“这次抗战是为了我们整个中华民族生死存亡，这种民族解放的重担放在我们每个中华人民的身上。” 　　1938年1月，李育才参加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同年10月任决死队第四纵队第十总队二大队五中队政治工作员。1939年升任连长后，转战于襄陵、汾阳、交城、太原等地。 　　1941年12月，时任晋西北军区第八军分区五团二营副营长的李育才，在一次单独行动中因枪械故障、寡不敌众，被日军俘虏，押送至太原集中营关押。 　　成功逃出战俘营 　　由于李育才的干部身份没暴露，一个月后他和其他人员被分批押送到抚顺炭矿老虎台采炭所万达屋井当“特殊工人”。在日伪军、警、宪、特的监视下，从事采煤、掘进、支柱等最繁重、最危险的劳动，每天要工作12小时以上。矿井下的条件极其恶劣，伤亡事故不断发生。他们的工资非常低，不足普通工人的1/3。糧食定量低，且伙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