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读后感-读书笔记.docxVIP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读后感 PAGE 1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读后感 《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读后感： 王笛的《茶馆：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观世界（1900——1950）》以成都常见的街头茶馆为切入点，试图说明茶馆作为当地人的一个公共空间的存在，再现20世纪前50年成都人民的公共生活，通过地方政府与茶馆产生的联系，最终探讨国家权力是怎样渗透进地方社会的。这本书内容丰富，想要证明的观点不只一个，以上只是我这篇读后感想要引用的观点之一。王笛描述了在茶馆中产生的社会生活、经济生活、政治生活，以进茶馆的人在全城人口的占比大和当地人在茶馆每天花费的时间多说明茶馆是成都地方文化中必要的存在，把茶馆作为地方文化、地方社会的代表；地方政府则代表了国家权力。在国家权力渗透进地方社会的过程中，让我感兴趣的是其中的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的关系，这一部分在书中描写少，主要涉及到第一部“茶馆与社会”的内容。一、地方精英与地方民众精英的范围作者在书中提到了地方精英、改良精英、袍哥；而民众则是经常出入茶馆的茶客、茶倌、经营茶馆者以及其他依靠茶馆从事小生意的人，其中包含了妇女。地方政府中的地方官员并未纳入作者所说的精英范畴，他们是国家权力在地方政府上的代理人，既非反对茶馆的精英，也非与茶馆有关联的民众。精英中的地方精英强烈批判成都人坐茶馆，认为民众花大量时间消磨在茶馆中，阻碍社会的进步；改良精英则是与社会的风潮紧密联系支持社会改良的人物，但是他们中的一部分承认了茶馆的积极作用，认为茶馆也为当地民众提供了许多生活上的便利，与当地悠闲的文化传统相匹配，这部分以外地人为主，他们这群人中也有不同的声音，同地方精英一样反对民众的茶馆生活；袍哥是那些在地方社会上有一定话语权的江湖人士，他们依靠暴力和江湖规矩获得话语权，如在茶馆中“讲茶”时请袍哥作为见证人断是非。我想梳理的是书中地方精英和地方民众的关系。地方精英常常是地方知识分子、地方媒体，地方精英的“地方”在这里只是对于他们所处空间的界定，所以地方精英在以下的梳理中也包含了作者所说的改良精英。地方精英非政府官员，但他们依靠政府权威，得到政府的支持，掌握绝对的话语霸权。茶馆作为一个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是在地方政府的掌控之外（如前提到的“讲茶”），政府颁布一系列规章制度企图控制茶馆生活，使茶馆正式纳入国家权力的轨道，地方精英此时往往代表地方政府对地方民众起舆论导向的作用，至于民众的反应如何地方精英也无法控制。地方精英虽然获得政府支持，但也仅仅是他们的主张与政府需求一致时，他们本身非政府官员，在某些时刻与地方政府发声一致也是因为他们要满足自身的需求，可能是出于知识分子的情怀，也可能是认为茶馆的存在妨碍了自身的生活。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精英同地方民众相比他们的优势在于掌握了话语霸权，围绕茶馆展开的日常生活中国家权力——地方政府——地方精英相对地方民众占了上风，处于有利的主导地位，但是他们在应对茶馆的多种事件中并没有获得绝对胜利，正如作者的观点：国家权力没能完全改变地方社会，但是地方社会在长达五十年的时间中仍然被国家权力给渗透改造。在二十世纪初期，无论是地方精英还是改良精英认为茶馆必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消失，地方政府则一直希望取缔茶馆，但是茶馆历经政治动荡、经济危机、社会混乱在五十年的时间里生存下来了并在后来几十年间一直存在于地方文化中，这是精英们在初期的争论中未曾想到的。但茶馆一直处于地方政府的控制下，必须实施政府颁布的一系列限制茶馆经营的规章。地方民众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便利在相对弱势的情形下支持茶馆的存在，茶馆为很多民众提供了生存的需要，如依托茶馆从事买卖、服务的人，已有的谋生方式在不太稳定的社会情形下至少对民众是较为便利和熟悉的。在复杂的社会情形中一些茶馆也倒闭了，但依托茶馆生存的人还是努力保住茶馆，与社会各方势力周旋，那些依托茶馆消磨日常生活的人则并没有多少理会地方精英的舆论导向。在国家权力的改造、地方精英的舆论优势面前，弱势的地方群众不能直接与之对抗，而是采用种种迂回的方式一方面响应地方政府和地方精英的号召，一方面保住自身的生存，如代表茶馆经营者团体利益的公会和代表茶馆工人团体利益的工会与地方政府进行的妥协与抗争。在获得地方政府支持的地方精英与努力维持往常生活的地方民众的这种对立和相对和谐的状态中，谁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双方形成一种了博弈的状态。批判茶馆生活的地方精英没有实权，仅仅是在某些方面代表了政府的主张形成看似强大的话语阵营，从他们自身来说反对茶馆的存在可能是基于二十世纪初期对国家救亡图存的需求，类似于民间文学的发端者为了改良社会风气唤醒民众而到处搜集民间文学。而依托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