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审规则的合理性证成——基于程序类型化的研究进路.docxVIP

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审规则的合理性证成——基于程序类型化的研究进路 摘要：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中的“重审规则”因不同于传统的救济程序引起了理论上的“合理性”质疑，但基于价值优先性选择的论证模式并不能有效排除争议，只有探寻新的论证模式才能明确“重审规则”是否合理。依据被告人的主观意志对启动缺席审判程序作用力大小的不同，可以将刑事缺席审判程序划分为选择型缺席审判、交往型缺席审判和规范型缺席审判三种类型。依据人权保障理论，除特殊情况外，选择型缺席审判和交往型缺席审判无需设置“重审规则”,但规范型缺席审判需要设置“重审规则”来补偿被告人出庭权的减损。我国“重审规则”仅适用于规范型缺席审判，符合救济程序的设置规则，但可以扩展适用于被告人因重病不能参加庭审，近亲属选择缺席审判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2018年首次增设的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改变了我国单一制对席审判的司法传统，在刑事审判制度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构建，对减少诉讼中止、提高诉讼效率、促进国际间合作与刑罚功能的实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与此同时，刑事缺席审判制度也存在内在的缺陷与不足，不仅削弱了控辩审三方诉讼结构的制衡机制，也减损了诉讼程序的人权保障功能，甚至还会增加诉讼成本。一、我国刑事缺席审判“重审规则”的合理性之争及成因剖析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95条规定：“在审理过程中，被告人自动投案或者被抓获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罪犯在判决、裁定发生法律效力后到案的，人民法院应当将罪犯交付执行刑罚。交付执行刑罚前，人民法院应当告知罪犯有权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罪犯对判决、裁定提出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重新审理。依照生效判决、裁定对罪犯的财产进行的处理确有错误的，应当予以返还、赔偿。”可见，与对席审判程序相比，缺席审判中的被告人可获得更加广泛的救济权，即除了享有上诉权、申诉权之外，其还可享有自动或异议重审权，本文将之称作“重审规则”。在对席审判程序中，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才会运行重审机制，而且需要通过上诉程序或申诉程序来实现。但在缺席审判制度中，“重审规则”中的重审与传统意义上的重审在运行样态上存在着本质上的不同，因为缺席审判中的重审主体需要保持一致性，工作内容具有重复性，体现的是程序再现或还原的功能。因此，与传统救济程序中的重审是一种审查机制不同，刑事缺席审判中的“重审规则”实质上是一种补偿机制，是一种特殊的救济规则。(一)价值论视野下“重审规则”合理性的“是”与“非”对不到案的被告人设置自动或异议重审的救济程序在理论上有不同的看法，甚至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肯定论”认为“重审规则”有利于保障被告人的人权，符合现代刑事诉讼法的精神。但“否定论”认为这一规定并不合理，理由主要有“审判功能影响论”“司法资源浪费论”“生效裁判稳定论”以及“公平背离论”。“审判功能影响论”认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异议重审的效力具有绝对性，“不受除罪犯以外的任何人、任何机关的控制。……一旦救济权被滥用，刑事缺席审判的功能将无法实现”;“否定论”主要从两个方向对“重审规则”提出质疑：一是对“重审规则”提出全面质疑，认为缺席审判不应设置特殊救济规则；二是对“重审规则”的价值持肯定的态度，但对规则的具体内容存在质疑。两种不同的意见会导向出不同的修改思路，与第一种观点对应的是全面废除“重审规则”,认为我国不应设立被告人异议权规则，应当通过上诉程序或审判监督程序来保障被告人的权利；与第二种观点对应的则是提出具体的修改意见，包括对异议的理由进行限制，设置异议审查规则等内容。从整体上看，“否定论”中的部分否定观点占据着理论上的主导地位。(二)拨开“是非”之争的迷雾：程序类型化研究的欠缺我国刑事缺席审判程序中的“重审规则”能够最大限度地保障被告人的权益，但也的确存在降低诉讼效率、浪费司法资源、不利于维护生效裁判的稳定性等问题。因此，无论是“肯定论”还是“否定论”都具有一定的道理，“重审规则”的合理性判断也陷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的僵局，难以达成有效的一致性意见。理论上固然可以允许不同观点的并存，但立法的科学性、严谨性和司法的权威性、稳定性却不容许一项不合理的规则长期存在。“重审规则”只能在立或废、改或不改之间选择，而无法作折中的或多元的选择。因此，“重审规则”的合理性判断至关重要，关系到《刑事诉讼法》第295条的规定是否需要修改以及应该如何修改等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刑事缺席审判“重审规则”合理性的“是非”之争，实质上是建立在利益衡量基础上的价值优先性选择问题，但选择的优先性天然地带有主观性，即使能够自圆其说，也往往难以驳倒对立性观点。可见，当前的研究模式已深陷多元价值的衡量取舍中不能自拔，但又没有压倒性的理由让人在不同的价值之间作出孤注一掷的选择。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