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提高领导干部驾驭群体性事件能力的思考.docVIP

关于提高领导干部驾驭群体性 事件能力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经济转轨和社会转型，新旧体制不断更替，改革措施密集出台，一方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另一方面，由于社会成份日趋复杂化，各种新问题、新情况不继涌现，由各种社会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愈来愈多。仅2008年以来的3·14藏独事件、6·28瓮安事件、7·3府谷事件、7·19孟连事件等影响较大的事件已发生10余起。这些群体性事件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会发生矛盾的转移、激发与扩大，甚至引发危机，不仅影响改革和发展进程，而且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和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因此，研究如何提高驾驭群体性事件的能力，成为当前各级领导干部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重要课题。 一、群体性事件的含义与特点 所谓群体性事件，是指某些利益要求相同或相近的群众或个别团体、个别组织，在其利益受到损害或不能得到满足时，受人策动，经过酝酿，最终采取集会、游行，集体上访、集体罢课、罢市、罢工，集体围攻冲击党政机关、重点建设工程和其他要害部位，集体阻断交通，集体械斗甚至集体采取打、砸、烧、杀、抢等方式，以求解决问题，并造成甚至引发某种治安后果的非法集体活动。我国现阶段的群体性事件多数属于人民内部矛盾。这类事件往往聚集几十人，上百人乃至上千人。这些群众以要求政府解决各种问题为由，有的集体上访，聚集在党政机关门口，堵塞交通，干扰党政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有的与维持正常工作秩序的人民警察公然对抗，抓伤、挠伤干警；有的直接拦截各级党政领导乘坐的车辆，拦“轿”喊“冤”；有的集体罢工、罢市、罢课；有的上路拦车，甚至聚众拦截铁路列车。 根据有关资料及笔者对近年来群体性事件的调查，当前群体性事件的主要特点： 一是复杂性。导致群体性事件的因素越来越多，参与人员越来越复杂，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地方出现了敌对分子利用人民内部矛盾插手制造事端的动向。 二是起因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从一些突出的群体性事件的起因分析，应该说绝大多数集体上访甚至闹事都有一定的理由，即有其合理的部分，而真正无理取闹是极个别的，因此往往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 三是扩展性。参与的外延扩大，但仍以工人、农民为主。数量递增，规模呈扩大化趋势。 四是组织性。许多群体性事件都有一定的酝酿过程，常常有事件的组织者和骨干分子，少数基层组织的领导干部甚至就是直接的策划者，并有向组织严密，呈明显政治化发展倾向。 五是违法性。当前群体性事件激烈程度加剧，恶性事件上升，多数伴随着违法行为，造成的后果越来越严重。 六是反复性。矛盾的复杂性决定了矛盾的反复性。从群体自身来看，以聚众闹事的方法来达到某种目的，事实上确实促使一些问题得到了解决与落实，这难免会在一定程度上强化部分群众“不闹不解决，小闹小解决，大闹大解决”的心理，从而造成群众长期缠诉闹事，处置难度加大。 二、群体性事件的主要成因 诱发群体性事件的成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概括起来说，群体性事件的成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转型引发的矛盾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基础性根源。在社会转型期，社会整体结构、社会资源结构、社会区域结构、社会组织结构及社会身份结构都在发生着重大转变，社会同质性进一步消解，社会异质性增加，使追求同一性和超稳定性的传统社会控制机制失去了基础。伴随着阶层、群体和组织的分化，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利益意识会不断被唤醒和强化，利益的分化也势必发生。在各种社会资源有限的前提下，多元化的利益群体会不可避免地相互竞争和冲突。社会分化的加速也必然会在社会成员的思想观念和意识形态结构中有所反应，人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关怀等方面将不断趋于多元化，一些与主流意识形态不同甚至相反的价值观念也会大量涌现。人们受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的冲击，容易导致价值体系的紊乱，从而使人们无所适从，诱发出许多社会问题，甚至会引发某些集群不规则行为现象。 2.部分干部的官僚主义和腐败行为是群体性事件发生的政治因素。近年来上访、闹事等群体性事件增多，既有随着改革的深化，经济领域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纷繁复杂的矛盾和问题的客观原因，但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有的干部工作作风不踏实，脱离群众，腐化变质，从而导致干群矛盾激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官僚主义、腐败行为也是致乱之源。 3.群众的民主意识在不断增强，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这是群体性事件产生的文化因素。改革开放以来，群众的民主意识逐步增强，对民主的要求越来越高，参政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但政治参与能力相对较低，法制观念淡薄。当群众之间、上下级之间出现利益磨擦或纠纷时，一些群众错误认为聚众闹事可以对领导造成压力，能较快解决问题，使本来能在法律程序中得到解决的矛盾演化成群体性性群体事件。 4.基层组织社会控制弱化，社会权威结构失衡，是目前群体性事件产生的体制性根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基层组织的社会控制力呈明显的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