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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英语与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探析 摘要：《蝴蝶君》和《中式英语》是美国华裔作家黄哲伦具有代表性的两部戏剧作品，探讨了东西方文化中的两性关系及东西方文化差异。本文拟从两部作品中的东方女性形象入手，分别进行分析。黄哲伦笔下的两位女性都不再是从前美国作家作品中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她们都从顺从、温柔的形象变成了敢想敢做、独立的新时代女性，展示了中国女性的进步。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也在一定程度反映了东西方关系的变化，东方的话语权在逐渐增加。 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碰撞和杂交的产物，华裔美国文学呈现出鲜明的个性和特征。然而，华裔文学直到二战后才真正成为一种文学现象。20世纪50年代，越来越多的美国华裔作家出现，他们长大后移居美国。随着他们的出现，华裔美国文学已经成为一种成熟的文学现象。经过几代人的努力，华裔美国文学逐渐成为美国主流文学的一部分。黄哲伦是当代美国华裔文学的领军人物之一。黄哲伦的戏剧作品主要探讨华裔美国人的身份困境，以及他们面对中西矛盾的生活和心理状态文化。黄巧妙地将东西方艺术风格结合起来，使其戏剧主题随着世界的发展而延伸。因此，由于他对西方霸权主义的挑战，他的作品总是充满了令人惊叹的内容和对批评家的吸引力。黄哲伦的“三部曲”——《新出海》《舞蹈与铁路》和《家庭奉献》被认为是黄哲伦早期作品的代表，这些作品表达了移民美国梦破灭的主题。在创作的成长期，黄哲伦深受日本文化的影响，出版了包括《蝴蝶君》在内的多部作品。《蝴蝶君》是美国华裔文学中的代表作，它颠覆了意大利作家普契尼《蝴蝶夫人》中隐含的性别关系和东西方关系。《蝴蝶君》不仅解构了西方观众心目中刻板的东方女性形象，而且颠覆了东西方原有的权力关系，以“他者”的声音反对西方的中心主义。《蝴蝶君》表现了华裔美国作家在两种不同文化的冲突中，试图摆脱西方主流文化的强烈影响，寻求文化主体性的准确定位，争取主流文化的认同。作为一名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渴望“突破我们（中美）各自的文化和性误解的层面”，这一愿望在他的最新作品《中式英语》中得到了更加生动的体现。2011年，舞台喜剧《中式英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赢得了纽约评论家的无保留的赞扬。正如评论家们所言，《中式英语》探讨了文化冲突与融合的问题，并使西方观众发笑深思。毋庸置疑，《中式英语》向西方社会展示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形象。黄哲伦的《蝴蝶君》和《中式英语》的相似之处不难观察。首先，这两部戏剧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引起了美国主流文学的轰动和高度评价。其次，这两部戏剧都描写了一个外国人在中国的经历，旨在探索东西方的关系。《蝴蝶君》描述了法国外交官伽里玛与中国京剧演员宋丽玲的爱情，而《中式英语》则描述了美国商人丹尼尔在中国经商的经历。最后，这两部戏剧都试图颠覆传统的东方女性形象。基于上述原因，本文旨在探讨这两部戏剧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所反映的中美关系。一、《蝴蝶君》中女性形象的颠覆自从黄哲伦的《蝴蝶君》问世以来，许多批评家从不同的理论角度进行了研究。到1988年底，黄哲伦被许多评论家视为美国最有才华的年轻剧作家，而他的《蝴蝶君》则被公认为亚美戏剧的成功之作。基于对贾科莫·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的模仿，《蝴蝶君》获得了巨大成功，被誉为黄哲伦的杰作，奠定了他作为美国著名华裔剧作家的声誉的基础。黄哲伦创作《蝴蝶夫人》的想法是由一则关于一位中国戏曲演员和一位法国驻华外交官的新闻故事产生的，这段离奇的恋情让黄哲伦有机会在舞台上做一个解构者蝴蝶。在《蝴蝶君》中，黄哲伦着重于东西方的关系，并“将传统的西方歌剧表演融为一体，以使西方关于东西方权力关系的幻想去神话化”。在传统文化中，东方女性尤其是亚洲女性长期以来被美国主流社会视为一无是处。在《蝴蝶君》中，有一种“敌对力量”。这是指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黄哲伦试图通过塑造东方女性的新形象来消除这种刻板印象。顺从的“蝴蝶”早已被视为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以至于西方观众甚至认为“蝴蝶”比有血肉之躯的东方女性更真实。为了颠覆这一刻板印象，黄哲伦借用并将刻板印象转化为一个完全不同的“蝴蝶”——宋丽玲在《蝴蝶君》中的形象。这部戏剧所包含的等级体系是西方霸权所加诸给东方的，黄哲伦又通过对东方女性的刻板印象——“蝴蝶”这一带有西方霸权烙印的西方幻想来颠覆西方霸权。对伽里玛来说，宋丽玲是他的“蝴蝶”。在戏剧开始的时候，伽里玛对观众说：“为了让你们了解我做了什么以及我做的原因，我必须向你们介绍我最喜欢的歌剧《蝴蝶夫人》”。从中可以得出结论，对“蝴蝶”的刻板印象已经深深扎根于伽里玛的脑海中。在整个过程中，从第一次遇见宋，直到他自杀，伽里玛总是用“我的蝴蝶”“不情愿的蝴蝶”和“我的小蝴蝶”来称呼宋丽玲，而不是“我的爱人”或“宋丽玲”。直到被告知宋的真实性别和身份，伽里玛才使用“他”，一个性别指示词。可以说，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