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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文化体系下伦理型管理模式探究 一、伦理型管理模式生成的文化基因 管理并非是一项孤立的活动，而与其所处的文化体系有着内在的关联。不同的文化体系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任何管理模式也只有在合乎自身文化基因的前提下才能够运作自如。美国管理史学家雷恩认为“管理是文化的产儿”，指出管理人员是在特定的文化价值准则和体制所支配的管理组织内作出决定的。李亦园先生也曾讲到“一个民族的文化特性与企业管理有着密切的关系，或者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表现方式”[1](P119)。不仅是企业管理，实际上任何组织的管理模式都深刻地打有当地文化的烙印。在中国本土文化基因的影响下，产生了伦理型的管理模式。伦理型管理是以伦理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将伦理作为管理的动力机制与调控方式。在其中，管理的方法、原则、对象和目标等各个要素都以伦理为根本指向。中华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最广泛且最具影响力的文化体系之一，属于一级文化体系的范畴。一级文化体系是人类历史中所形成的最广泛的文明实体，是人类群体认同的最基础领域，有着“最高层次的文化组合和最广范围的文化认同”。中华文明有着与众不同的产生源头和地域特征，在悠久的发展历史中形成了包含自身独特的经济生产方式、家庭及社会构造、社会制度、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民族性格及思维与行为方式等所有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在内的有机体系。中国本土文化体系具有其他文化所不曾具有的文化专属性，包含着汤因比所讲的“不被其他文明所理解的东西”。基于文化与管理的关联性，探讨中国本土的伦理型管理模式，首先要对其生成所依凭的独特文化基因进行针对性分析。首先，以家庭为主体的社会构造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组织前提。从文化发生学的视角来看，任何一种文化的形成都首先受到其所处地域生态环境的影响，因而对中国文化特性的分析，应从其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入手。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流域，属于湿润、半湿润的温带气候，这里幅员辽阔、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气候温和、雨量充足，形成了一个巨大且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在这种生态环境下，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自然就成为人们谋生的首选，于是中国传统社会将农耕作为最主要的生产方式，强调“以农立国”。受自然地理状况与生产技术水平的影响，传统农业社会的精耕细作需要持久稳定的小团体通过长期合作来共同完成。血缘关系由于其天然凝聚力自然成为人们之间团结合作最强有力的纽带，并最终形成了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中国是一个家族文化传统最为悠久和最具深度的国家，“家庭和血缘关系有一切理由构成研究前现代中国社会结构的第一主题”[2](P147)。西方传统社会的海洋文明重视个人与团体两级，而湮灭了家庭一级，中国社会则恰恰特别倚重于家庭，对于个人和团体则隐而不显。梁漱溟先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对东西方的社会格局做了精彩的比较，他认为“团体与个人，在西洋俨然两个实体，而家庭几若虚位。中国人却从中就家庭关系推广发挥，以伦理组织社会，消融了个人与团体这两端（这两端好像俱非他所有）”[3](P99)。中国本土文化基因对家庭的倚重，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最基本的组织前提。其次，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为伦理型管理模式的生成提供了根本法则。对家的重视使中国形成了以伦理为本位的社会，中国文化之特殊很重要的原因正在于此。张岱年先生曾指出：“半封建的大陆性地域、农业经济格局、宗法与专制的社会组织结构相互影响和制约，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生存系统，与这个文化传统相适应，孕育了伦理类型的中国传统文化。”[4](P32)以伦理为本位的价值理念注重的不是西方所强调的契约和法律，而是情理与礼俗，人们倚重于彼此之间的伦理关系，看重的是彼此之间的义务而非权利。“在西洋，个人主张自己权利而互以义务课于对方；在中国，个人以自尽其义务为先，权利则待对方赋予。是其一趋于让，一趋于争，固已显然不同。”[3](P192)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伦理本位的价值取向表现出如下特征。一是，对伦理的倚重使人们在社会生活中特别强调彼此间的情感对待。伦理本位的社会重伦理关系，而任何伦理关系都始自血缘亲情，因此每个人都对自身所处的家庭和家族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在此基础上人们又将这种感情依序向外扩散。“伦理的社会就是重情谊的社会。在中国社会处处见彼此相与之情者，在西洋社会却处处见出人与人相对之势”[3](P86)。二是，伦理本位的社会注重人际间的角色规范与等级秩序，并以此为基础，将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中形成的礼俗作为彼此行动的依据。“伦”字在古代汉语之中本义为“辈”，许慎在《说文解字》中就讲到“伦，辈也”。清代段玉裁注释曰：“军发车百两为辈。引伸之，同类之次曰辈”。可见“伦”是一种人与人之间上下高低的差等次序，伦理正是体现人伦关系之中这些差序和等级的规则和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特别强调对人伦等级的区分，每个人必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