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图书情报学期刊差异分析.docVIP

中外图书情报学期刊差异分析 1数据来源和方法 我们的比较对象为中外图书情报学期刊的新媒体应用，中文期刊样本选取《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2014年版)“G25图书馆事业、信息事业”类目下的18种核心期刊;外文期刊样本来源于2017年发布的JournalCitationＲeports，选取SSCI中的“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类别下影响因子排名前18位的期刊。因此，最终确定36种期刊作为调研对象，详见表1。1.研究方法采用网页调查的方法，通过搜索引擎访问上述期刊的主页，利用在期刊主页上寻找ＲSS、Email－alerts、Twitter、Facebook或者微信、微博等新媒体标识的方法逐个调查，中文期刊继续通过在微信、微博公众平台上搜索各个期刊名称，关注公众号并且实际体验相关服务。从新媒体应用的普及程度、类型丰富程度、交互程度、内容加工深度几个维度进行对比，统计相关数据并获得结果。 2结果与分析 调查结果显示，在选取的比较对象中，国际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期刊无一例外均开展了至少一种新媒体应用;而国内的18种图书情报学期刊中，有14种期刊至少开展了一种新媒体应用，占77.8%。这说明新媒体应用在国外的顶级学术期刊中得到了普及，便于提升学术期刊的传播时效以及解决与期刊受众随时进行互动;相比之下，国内的图书情报学期刊逐渐开始关注新媒体的应用，但是普及程度还有待提升。睐新媒体的应用，期刊主页往往链接有Twitter、Fa-cebook、LinkedIn、Mendeley、Google+等多种公众或学术新媒体传播介质的标识，用户可以直接点击标识进行分享和评议，虽然所使用的新媒体种类和数量略有差距，但是基本上都提供了3种以上的新媒体服务，ＲSS订阅和Email－alerts服务提供率超过94.4%。而国内的图书情报学期刊新媒体的应用类型比较单一，集中在ＲSS订阅与Email－alerts两项，服务提供率为55.6%。从分享功能的层面看，《大学图书馆学报》和《情报杂志》表现优于其他期刊，提供多种社交媒体的分享标识。就新媒体应用的交互程度而言，国际顶级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期刊始终围绕用户思维，服务功能优化，新媒体应用标识位置明显，易于查找，符合用户的视觉习惯，用户既能通过点击新媒体标识直接转发分享论文，也可以针对某一主题进行讨论并发表观点。笔者继续通过搜索国内图书情报学期刊名称，关注公众号并且实际体验相关服务后，发现国内图书情报学期刊更习惯于传统的单向信息传播方式，普遍对于新媒体的参与度不高，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微信或微博的新媒体账号开设比例较低，微信的开通比例是50%(其中《图书馆论坛》与《图书与情报》微信账号并无消息推送，因此实际拥有微信账号的期刊比例为38.9%)，微博的开通比例22.2%;二是部分期刊已经开设新媒体账号，但是在期刊主页的标识位置并不明显;三是与公众鲜有互动，单向推送多，仅有《图书情报工作》和《图书馆建设》设置了关键词自动回复功能，交互体验优于其他期刊，见表4。因国内无法注册登录Facebook、Twitter等媒体账号，进一步体验国际顶级期刊的相关服务受到限制，在新媒体应用的内容加工深度这一部分仅调查了国内期刊的情况。在实际调查中发现，国内图书情报学期刊的微信开通比例及活跃程度均高于微博，因此主要基于微信展开分析，对开设微信账号的9种期刊进行逐一调研。从表4可以看出，新媒体应用的内容推送较为单一，集中于提供论文目录和动态消息两方面，停留在简单的文本展示阶段，限于对文本数据的一次性利用，缺少对期刊文本数据和用户数据的深层挖掘和整合，缺少衍生服务的拓展和推广，未能充分发挥核心期刊在图书情报领域的知识服务功能。 3差异与思考 国际顶级信息科学与图书馆学期刊在传统媒体的学术影响广为人知，与此同时，也非常重视发挥新媒体在信息传播中的优势，有效解决了学术期刊的传播时效以及与期刊受众的互动问题，提升了期刊传播影响力。互联网时代，学术期刊的影响力取决于学术质量，同时也离不开有效的传播能力。因此，国内的图书情报学期刊需要树立应用新媒体的意识，主动应对当下的机遇与挑战，积极回应传播渠道、用户需求和用户行为的变化，善于借助新媒体对传统期刊出版传播的技术优势，提高学术期刊传播的影响力。学术期刊需要整合纸质期刊、门户网站以及新媒体的业务流程，从而最大限度地利用各个介质的资源，构建期刊多维立体的传播格局，提升期刊在新媒体话语体系中的显示度。不同的新媒体介质，在信息发布、用户交互、运作模式等方面特点不尽相同。国际顶级期刊善于运用多种新媒体手段来丰富学术期刊的传播渠道，既有偏重大众社交的Facebook、Twitter，又有偏重学术社交的Mendeley等，充分满足活跃于多个媒体平台的期刊受众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