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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基层民主看我国乡村精神 追寻“困因” 了解问题，分析原因，提出解决的方法是研究的意义所在，上述的三个方面问题是目前我国基层民主实施过程中普遍面临的困境，究其具体原因如下分析。基层民主薄弱的经济基础长期以来没有受到正视，学者们总从民主制度设计本身寻找原因。在现代社会乡村平静的外表下，无不涌动着默默的经济动因，马克思说过“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利益决定了乡村的政治变革。长期以来国家以农村税收为工业积累发展资金，同时输出大量青壮年到沿海大城市打工，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中国乡村经济与城市经济差距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农村青年人背井离乡去追寻自己的梦想，缺少具有新思想的年轻人参与，民主文化建设必然缺乏活力与激情，也就摆脱不了回应性低的尴尬。同时，由于中国特殊的户籍政策，处在城市底层的农民工群体更是没有所在地的主人翁意识，长期的两地漂泊也不利于他们主体意识的培养。自由独立的具有自豪感的“乡村精神”，只能建立在富足繁荣的乡村经济之上。在生活安逸和物质充裕的美国，乡镇的骚动其实不多，地方事务也易于管理，他们在乡镇上投放了自己的所有抱负和未来，还让乡镇发生的每一件事与自己紧密相关。如果希望基层民主更好地发展，就必须加大对乡村经济的政策扶植力度，让民主的基础更加坚实，让人们有着充分的激情去维护自己的政治自由。体制运行上的不畅是学者们一直以来讨论的问题，在中国这样的集权国家各级政府总是强调控制，习惯于指挥。2009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和改进村民委员会选举工作的通知》引起了社会各界关注，引发了众多议论。比较多的讨论集中于以下两点:第一，明确“提倡按照民主程序将村党组织书记推选为村民选举委员会主任”，“发挥村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第二，首次明确了县党委书记是村委会选举工作的第一责任人，镇党委书记是直接责任人。［4］(P43)不可否认，这样的规定给基层选举制度带来了一些制度化的责任人，让选举更加正规化，但是也给干预和限制基层选举带来了口实。在美国，政治生活开始于乡镇，甚至可以说，最初每个乡镇都是一个独立国，一般乡镇只在各乡镇共享的利益上服从于州。［1］(P45)由此可以发现中国的乡村和美国乡村自主性还是有很大差别的，上级的干预无疑会压缩乡村的自主管理空间，也不利于基层组织民主管理能力的提高，甚至这一体制为个别领导的自利性干预提供了便利。村级“两委”的体制性矛盾在于“两委”分工不清，责任不明，乡村内部管理关系上的问题是因为村干部不了解村民所需所求，村民不了解村级事务的决策过程，广东的“乌坎事件”折射出村级干部缺少民主管理的基本理念，村委缺乏公信力导致干群激烈冲突。其实对于上面所述的三种体制上的问题都在于其没有合适的联动机制，只有硬性的命令与接受，也就不存在充分的了解与交流。运行顺畅的基层民主体制，要求其在上下及其内部关系上就制度的规定合理沟通，区分各自的权力与责任。解决自主参与文化的缺失问题是保证基层民主长期生命力的根本方法，而探索由此培育新的民主文化来为社会主义民主建设服务也是写作这篇文章的初衷。加拿大前总审计长奥托?布罗德里克说过一个“拴在木桩上的大象”的故事。游客会问，为什么大象不拔起木桩逃走呢。当地人答说，小时候起，大象就被拴在木桩上，它们知道无法逃走。等到它们长大了，够力气了，本可以轻易逃走，但却没有逃走，因为它们接受了无法逃走的思维定势。［5］(P253)正如人都有自己的个性，群体也有自己的文化特色。文化是群体成员内化的、共同的系列行为、情感和心理结构，既有有形的、物质的一面:如人们的行为和惯例，也有无形、隐晦的一面:如人们的信仰和思维。中国的文化中没有“参与”的DNA，究其原因，除了理性选择学派所认为的“人的理性选择”之外还有传统的束缚，改革开放以来民主参与的价值理念一直停留在中国知识分子的脑海和书本中，对于封闭而保守的中国乡村来说似乎太过于遥远，而没有新型价值理念的广泛传播就不会引发人们对于变革的要求。奥尔森认为:“解决个人理性自利选择的方法，要么是强制要么是选择性激励”，而能够提供这种选择性激励的小团体莫过于自组织，乡村在这方面的基础尤为薄弱。正如罗伯特?普特南指出的那样:“民主传统依赖于存在着民主参与的公民，这些民主参与的公民在各种群体、社团和政府单位中都很活跃，家庭、工作小组、教会、公民团体、街区群体、志愿性组织俱乐部以及社会团体都有助于建立个人与更大社会之间的联系;从集体意义上说，这些小团体构成人们对话和评价的地方。”由此可见，这些小团体对于培养参与意识的重要性，打破旧的传统思维就需要树立新的习惯并加以强化，从基层民主开始鼓励民主参与管理需要持之以恒。完善基层民主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文化必须先革新文化传统，只有彻底改变文化DNA，民主的制度才会被自觉地高效遵守。没有与之相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