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佃农的研究论文 近二三十年来，英国农业史的研究有了长足进展。这些进展除了加深我们对英国农业史这一专门领域的理解外，还大大修正了自马克思以来关于资本主义诞生的理论。首先，仅仅工业革命本身无法解释资本主义的兴起。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工业革命与农业革命之间的依赖关系。里格利（E.AnthonyWrigley）的研究显示，从1600年到1800年间，英格兰的人口从411万上升到866万，增长了210%，但农业人口却从总人口中的70%下降到36.25%。根据艾伦（RobertC.Allen）的计算，从1700到1800年间，英格兰农业人口的总数基本没有变化，单位面积的劳动力投入降低了5%，但农业产量却翻了一倍多。也就是说，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平均产值倍增，使农村产生大量剩余人口，涌入城市成为工业化的劳动力，而且能够保证非农业人口的粮食供应。这是工业革命的一个基本条件。第二，这些农业上的进步或「革命」，并不是生产关系突然改变的结果。甚至农村剩余人口涌向城市，也不是马克思所描述的「圈地运动」所能解释的。因此，人们在探求资本主义起源的问题时，越来越注重十五、十六世纪的农业发展，而非仅仅是十七、十八世纪的工业革命。第三，就生产关系而论，所谓「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即直接生产者）与剩余价值的剥夺者（即生产资料的拥有者）这样的简单二分模式，无法解释农业革命期间生产关系的变化。 这些新的认识对于中国史的研究也具有深远意义。自「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展开以来，明清社会经济史一直是中国史学界的「显学」。目前虽然许多学者力图摆脱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模式，但还是习惯于从租佃关系（即地主与佃户的关系）来解释中国农村的生产关系。许多美国与日本学者也跳不出这一局限。他们的主要理论参照系统，显然还是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理论。因此，挑战这一理论架构，必然会给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带来有益的启发。 本文的目的，是围绕着惠特尔（JaneWhittle）的新着和相关研究，提出笔者对英国农业革命的解释。首先，笔者应该交代惠特尔新着的意义。在惠特尔看来，马克思所谓的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在欧洲史特别是英国史领域还具有重要意义。不过，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界定清楚，对封建主义的界定却非常含混。比如，马克思正确地指出封建农奴制在十五世纪初就已经结束，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到十八世纪晚期才充分发展起来。中间这一段时期，既无法用封建主义、也不能用资本主义进行解释。惠特尔所试图描述的，正是这一理论「空白期」，即工业革命前的「农业资本主义」。这一时间跨度，也打破了非马克思主义学者关于「中世纪」与「前近代」的分期（一般的分界线是1480或1500年）。第二，惠特尔解放了被旧分期所束缚的研究方法。传统上，欧洲的中世纪学者都克守根据具体庄园文献进行地方性研究的「家法」，注意描述一个庄园社会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前近代学者则喜欢使用多种多样的史料，跨越广泛的地域。不过由于案例分散、史料粗疏，他们往往集中于社会经济生活的某个侧面，忽视庄园文件，牺牲了地方研究的完整性和细致性。惠特尔的研究，则既能回答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宏观问题，又能基于具体的庄园史料，作出独树一帜的地方个案研究，可谓融中世纪史和前近代史研究的长处于一炉。第三，她的结论，强调佃户在农业资本主义发展中的带头作用，领主只不过是被佃户逼上商品经济的「贼船」而已。这正是对简单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修正。 提起英国的农业革命，我们马上会想到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讲的「圈地运动」：大领主把在自己的土地上享有传统的封建权利（耕作权）的佃户赶走，将土地用于牧羊业，于是有了所谓「羊吃人」之说。但是，在描述这一过程时，马克思留下了一句非常谨慎的话：「我们暂且把农业革命背后纯粹的经济动力放在一边，集中讨论这一过程中使用的暴力手段。」言下之意，「圈地运动」只是资本主义在农村发展的一个因素，历史还有另外一面。同时，在讨论「圈地」的一章之后，他还写了一个非常短的章节──「资本主义农民的起源」，指出在几个世纪的缓慢过程中，产生了一种新式农民。他们一方面给领主付地租，另一方面又运用手中掌握的资本雇用出卖自己劳动力的农民，造成了农村的贫富分化，在农业革命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这一《资本论》中常常被人们忽视（也确实不被马克思本人所强调）的面向，不断在马克思的挑战者的著作中获得证实。第一，所谓「圈地」，从十四世纪末农奴制解体后就一直在以零敲碎打的方式进行，这使得十八世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圈地运动」，远不像马克思描述的那样富有戏剧性1。第二，这些前期的「圈地」，是出于佃户之间的自愿，而非领主强制的结果2。第三，十六世纪的人口增长，是农村「无产阶级化」的主要原因3。惠特尔的研究，也正是在这样的脉络中展开。她具体挑战的，是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