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权限上收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整.docxVIP

? ? ? ? ? 以权限上收为特征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调整（1961～1965） ? ? ? ? ? ? ? ? ? ? ? ? ? ? ? ? ? ? 一 “大跃进”给国民经济造成的严重后果 （一）工业与农业比例失调，农业生产发展遭到严重的破坏 “大跃进”期间，中央提出“以粮为纲，以钢为纲”的国民经济发展口号，农业与工业要并重发展，但是在“大跃进”过程中过于强调“以钢为纲”的工业发展，致使工业的发展速度过快，农业的生产发展受到很大程度的影响。据统计，从1957～1960年，按不变价格计算，我国工业总产值由704亿元增加到1650亿元，增长了1.3倍，而农业总产值却由536.7亿元下降到415亿元，下降了22.7%。工业与农业的产值比例由5.7∶4.3变为8∶2。[1]由于许多作为工业原料的农产品产量出现了大幅度下降，使得工业的增长所需的农业原材料供应不足，工业的增长已经大大超过了农业所能够承受的程度。从作为主要农产品的粮食来看，其产量在“大跃进”期间出现连年下降，如表5-1所示，1959年粮食产量为3400亿斤，比1958年减少600亿斤。1960年粮食总产量为2870亿斤，比1959年下降了530亿斤，如果与1957年的产量相比，减少了1031亿斤，甚至还低于1951年的水平。而在农产品产量减少的同时，人口数量却出现急剧的增长，1960年全国人口比1957年增加1600万人，国家粮食库存从1957年到1960年减少了230亿斤，1960年销售大于购进124亿斤。城镇如按照每人每年吃粮500斤算，一年约缺2400多万人口粮。[2]由于粮食的供应紧张，迫使国家进一步提高粮食收购量挤占农民余粮，使得农村出现口粮挤占饲料，粮食挤占经济作物，造成了农业产量的全面下降。从表5-1可以看出，主要的经济作物如棉花、油料、甜菜，牲畜如生猪的产量均出现了大幅的下降。棉花产量1960年产量为2126万担，比1957年减少了1154万担，减少35.2%。油料的产量从1957年的8392万担下降到1960年的3881万担，下降了53.8%，生猪存栏数从1957年的14590万头下降到1960年的8227万头，下降了43.6%。作为国民基础的农业，在“大跃进”期间遭到了严重的削弱。 表5-1 “大跃进”期间农业总产值、主要农产品产量及工业总产值 虽然“大跃进”期间的严重自然灾害是导致农业产量减少的重要原因。据统计，1959年受灾2亿亩，粮食减产200亿～300亿斤；1960年受灾达3.7亿亩，粮食减产300亿至400亿斤；1961年受灾更达4.3亿亩，粮食减产400亿斤以上。这对农业生产显然有着严重的影响，但在整个粮食产量减少数中只占1/3左右，[3]粮食大幅减产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大跃进“左”倾的错误思想路线。农业生产的瞎指挥、高指标、浮夸风和高征购以及在人民公社运动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都严重地打击了农民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此外，在“以钢为纲”的全民大炼钢运动中，抽调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参与炼钢，致使正常的农业生产遭到破坏，许多地方因为大炼钢运动而出现了粮食丰收也无人收割的“丰收却不丰产”的局面。 （二）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基本建设规模膨胀，投资效益低下 “大跃进”期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急速膨胀，致使国民经济积累与消费比例失调，投资效益出现下降。基本建设投资规模从1957年的138亿元，增加到1958年的267亿元、1959年的345亿元，1960年的384亿元。从1958～1960年仅短短三年时间内，基本建设投资就增加了119.7亿元，增长率高达49%，基本建设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了40.6%，三年期间基本建设投资规模总计达996亿元，[4]比整个“一五”时期总投资还要多81%。基本建设投资的急速膨胀使得我国积累额度出现大幅的上升。“一五”时期在整个国民收入使用额中，积累率只有24.2%，但是到了“大跃进”时期，积累率分别提高到33.9%、43.8%、39.6%，三年平均积累率为39.1%，比“一五”时期整整提高14.9%，“大跃进”时期的积累率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高的水平，甚至超过了后来几次基本建设投资高峰时的积累率。 “大跃进”期间连续三年过高的积累率，大大地超过了国家财力、物力、人力所能承受的范围，许多建设工程项目因为资金的不足而被迫下马，新增项目的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和建设项目投产率也出现逐年下降的情形，造成了投资效益大幅降低与资源的巨大浪费。“一五”期间，大中型建设项目的平均周期为6年，“大跃进”期间延长到9年；固定资产交付使用率从1957年的93.4%降到1960年的68.8%，下降了24.6%；[5]每百元积累所增加的国民收入从1957年的26元，减少到1960年的-0.4元。[6] （三）工业交通内部比例失调，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均衡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