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诗维权：管窥代耕粮农的政治文学及其国家想象.docxVIP

? ? ? ? ? 以诗维权 管窥代耕粮农的政治文学及其国家想象 ? ? ? ? ? ? ? ? ? ? ? ? ? ? ? ? ? ?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阵痛”期进入高潮阶段，农民维权事件的数量也如潮水般上涨。在这种背景下，不免让从事农民维权研究的学者有更多的机会去注意农民维权的方式及细节。以往关于农民维权或抗争现象的研究，一般都将关注焦点聚集在维权的规模、行动以及维权意识等论题上，而对维权主体所携带的文本（如上访信、控诉信、社会求助书、状子等）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也就是说，这种尤其带有文字烙印的文字人类学被忽略了。通过近几年对农民维权研究的关注，笔者发现，在农民的大量维权文本中，不论是向政府“诉苦”以解决问题的文本，还是向社会求助的文本，甚至是在以上访“谋利”为目的的文本中，都有一种文体频繁地出现——“诗”。在那些上访文本的开头、结尾，经常出现由农民自撰的一首或数首“诗”。这就给从事实证研究的学者带来一个应该解决的学术问题：农民是如何将“诗”生产出来的？“诗”中体现了何种意图？他们为何以“诗”维权？是否在农民看来，“诗”是他们与国家之间的一个沟通媒介？ 本文将以珠三角一个农业移民群体——代耕粮农作为分析对象，描述该群体的形成过程以及迁移至珠三角后的权益丧失情况，并重点叙述该群体在维权过程中所书写的一系列诗文。以期从这些诗中窥得这些农民的政治文学，及其如何在底层施展对国家的想象。 一 农民以诗上访的文字传统 有人将老百姓的国家观念称为“政治白话”，似乎普通人都不懂“政治文言”。[1]这里所谓的“政治文言”，大抵是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并用阳春白雪的方式表达出来。其实，早在《论语·阳货》中就有类似的话，如：“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中“可以怨”是指可以用诗怨刺不平——但孔夫子所指的“兴、观、群、怨”是有阶层区隔的，一般限于乡村士绅、学子及其以上阶层，他们可以吟诗弄月，以诗交友，底层的老百姓难以驭玩“诗”这样的文化奢侈品。在文字没有下乡的年代，丁字不需识的农民，更不需知道诗是何物。况且，在费孝通先生所说的乡土熟人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了解得很，用诗来达成人际沟通与社会结合，不免多此一举。乡土社会是“无讼”的社会，用不着以诗发怨——即使真受了天大的冤枉，他们去上访、鸣冤之前也是找代理人帮他们写状子。所以，既然乡绅、学子是国家与农夫之间的中介，那么他们掌握了王铭铭所谓的“通神灵、类万物”[2]的文字、诗就罢了，大多底层耕夫们与诗是没有要紧联系的。也就是说，“诗”虽可以作为一种沟通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媒介，但是农民却没有掌握它。 但这都是在文字下乡之前，文字下乡后有了极大的不同。费老在《乡土中国》中清楚地表达过，文字是非乡土社会的传达媒介、符号，是适应激变的现代化的一种工具，文字下乡是从庙堂之上传递到乡土之中的过程。在共产主义政权建立前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庙堂之上”的观念深入地渗透到了乡村之中去——国家观念和乡土的地方知识开始结合。[3]新中国建立前后，文字在中国乡村渗透的过程，如列维·斯特劳斯所说：“扫除文盲的战斗和政府对公民的权威的扩张紧密相联。”[4]之后，慢慢识文断字的农民将地方上的俗语、谚语、口头禅用三字、五言的整齐格律，结合国家的政治语言以“诗”的形式表达出来。而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阶段，国家通过文化教育、文艺表演、口号标语等政治动员手段，使得国家与党的政权真正实现了乡村治理。[5][6][7]而其中的口号标语主要以对称句、宣传诗歌为主要形式。在乡下农民看来，那些工整、对称的语句与文人的“诗”没有两样，他们接受了这种诗，也开始尝试以这种体裁写作。[8]总之，农民开始吟诗的现象及其内容，顺应、符合了国家灌输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和共产党所主张的意识形态和共产主义道德观念。 由此看来，“诗”也是“新共产主义传统”中的一个沿袭。在当下，“诗可以怨”也是农民经常使用的表达方式。除了笔者将要阐述的“代耕粮农”群体经常创造大量“诗”之外，近来许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农民以“诗”怨刺不平是常有的事。例如，在应星之《大河移民上访的故事》一书中，农民的话语里就经常使用谚语、习俗中的诗体。当地的草根精英就经常在其流利的控诉文本中用诗或诗一般的语言阐释其悲哀。而Thornton[9]发现，很多老百姓利用藏头诗、三句半、歇后语为借喻手段，向国家表达他们的不平。董海军在湖南L市塘镇的调查发现，当地农民钟冬英——“她以诗歌的形式写的材料极富革命歌曲的韵律”[10]，以表达其人生不平凡的经历。南方报业的记者唐昊、陈璧生在于建嵘调查过的衡阳农村发现，一个名为周来娥的农民喜欢在倾诉的时候将“上访内容自谱诗歌，自己歌唱”，也有很多农民将他们的诉讼用诗体表达出来。他们誊抄了其中的三首：“（1）关山道遥远，减负路漫漫。何日见归期，村民苦相盼。（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