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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祝建国六十周年演讲稿《民革六十年岁月峥嵘》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志们： 今天，在这纪念民革成立六十周年的大会上、在北京饭店大礼堂的讲台上，面对你们——六百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革党员代表，我感到有说不出地喜悦和振奋。我们民革走过了六十个春秋，迎来了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这是非凡的六十年，是中华民族从屈辱和衰败中站立起来，迈开坚定的步伐走向富强、走向现代化的六十年；也是我们民革为振兴中华不懈努力的六十年。 六十年前，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刚刚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家门，又被蒋介石的独裁专制拖入内战的深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狼烟再起，民不聊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再次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1947年秋，人民解放军进行战略反攻，蒋家王朝摇摇欲坠。为了和平民主的早日到来，李济深、何香凝等民革创始人，召集国民党民主派代表在香港，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号召国民党民主派高举孙中山的爱国主义旗帜，与南京政府决裂！为配合人民解放军解放全中国，民革的同志们纷纷行动起来。许多人，进行军事策反、组织武装暴动，在血与火的斗争中经受生与死的考验。1949年初，民革中央常委、军事特派员王葆真在上海，秘密组织沪宁临时工作委员会，策划“京沪暴动”。京沪是蒋家王朝的心脏，军警特务遍布每一个角落。由于特务告密，王葆真与二十几位民革党员、中共党员一起被捕入狱。此时，王葆真已是年过七旬、年逾古稀。然而，危难中，他首先想的是保护自己的同志。在敌人面前，他斩钉截铁地说：“军事问题只我一人知道，与别人无关。” 敌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一次又一次的审讯，软硬兼施、威胁利诱。可敬的老人，在严刑拷打面前，坚贞不屈。当时他遍体鳞伤、虚弱已极，为了组织的安全、为了难友的安全，他抱着赴死的决心进行绝食斗争。穷凶极恶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给他和民革南京分会主委孟士衡、中共党员吴士文、肖俭魁，判了死刑。由于王葆真是德高望重的辛亥革命元老，反动政府的判决，顿时激起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对。国民党当局不敢轻易杀害王葆真，却在闸北公园枪杀了孟士衡、吴士文和肖俭魁。祖国黎明的时刻，是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最后挣扎、最野蛮凶残的时刻。不仅是京沪，在香港、在云南、在重庆、在祖国许多地方，民革党员的鲜血与中共党员的鲜血凝结在一起，染红了五星红旗。 当和平的阳光照亮中华大地的时候，鲜艳的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民革名誉主席宋庆龄、主席李济深同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一起登上天安门城楼，共同见证了新中国成立的神圣与庄严。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民革，这是时代的昭示、历史的必然！新中国建立伊始，民革做出重大抉择：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走社会主义道路！从此，民革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中的一员。从政协到人大，从《共同纲领》的制定，到共和国宪法的诞生，都有民革的参与；在人大政协、在政府各部，有多位民革领导人担任重要职务。民革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虎踞龙盘今胜昔 ，天翻地覆慨而慷！在共和国发展的道路上，民革同全国人民一起，自力更生，奋发图强。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多党合作事业蓬勃发展。民革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祖国统一为重点，意气风发、信心百倍地发挥自己的优势。 民革与国民党有着几十年的历史关系，民革党员与台湾的军政人员更是有千丝万缕的亲情、友情。为了祖国的统一大业，民革领导人一再发表对台广播，民革党员纷纷给去台的亲友写信。宣传祖国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民革中央第五任主席屈武与在台湾当政的蒋经国私交甚厚：在国共合作时的北平结为异姓兄弟；在莫斯科的中山大学，又恰成同窗；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他们赣南聚首，曾经相期：以身许国、青史留名！1980年3月12日，在孙中山逝世55周年那天，屈武给蒋经国写了一封长信，忆及当年相聚，期望蒋经国能“顺应潮流，体察民意，果断抉择”。屈老的信，在台湾和海外引起强烈的反响！ 作为参政党，民革有着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在两会上，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召开的民主协商会、座谈会上，民革对宏观性、前瞻性、专业性的重大课题多有建树。跨入新世纪后，民革整合全党资源，形成参政议政的重点领域。三农问题、司法改革问题、公民道德建设问题，……民革全党群策群力，向中共和政府报送的许多重要建议，经由规范化的渠道进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议事日程，转化为具体政策和实施方案。 今天我们欢聚一堂，纪念民革成立六十周年，充满了喜悦、充满了自豪。沧海桑田，神州巨变，民革走过的六十年，岁月峥嵘。穿越血与火的战争烟云，历经建设与改革的风雨洗礼，民革已经是一个成熟而有作为的参政党。坚持中国特色的政治发展道路，搞好政治交接的教育，使民革在政治上更加坚定；继承和发扬孙中山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的精神，使民革特色更加鲜明；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