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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3 发布于广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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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期音乐史方法与音乐史学习的对比
摘要:本文通过对一学期音乐学研究方法和音乐史学方法的学习,总结两者的内在联系,指出需要注意他们之间的融会贯通,灵活运用。
通过这段时间的学习,我发现了中国音乐史更加广阔的天地,又重新认识了这门学科:它不仅仅是对基础知识的稳固掌握,也要注意音乐史学方法的学习,注意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学习,这样才能向前走得更远。虽然取得的进步还很有限,但我还是想把这段时间对中国音乐史的学习做一个总结与回顾。 一、音乐学研究方法的学习在《汉代琵琶起源的史料及分析考证》中,作者按照史料+问题+讨论这一思路进行,作者认为汉代琵琶起源于“乌孙说”没有道理,理由有三条;而起源于“弦鼗说”有道理,理由也有三条。1.“乌孙说”: 无理之一,作者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阐述了“乌孙说”这一民间传说是根据历史事件夸张附会而成,历史原貌并没有提制作琵琶之事,属传说之误;无理之二,作者运用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根据“乌孙说”的记载推断乐器的性能来进行否定;无理之三,从历史命名的经验中推论分析来进行否定。2.“弦鼗说”:有理之一,作者引用段安节的《乐府杂录》陈旸的《乐书》的文献记载,从历史文献推演,运用了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说明弦鼗是历史上乐器家族的一员;有理之二,从三国到唐的文献中都记载了圆形音箱琵琶源于弦鼗,用文献记载进一步梳理来进行判断弦鼗有理;有理之三,从弦鼗的形制和性能上推衍圆形音箱琵琶从弦鼗发展而来。在这无理有三和有理有三的论证中,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对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方法的运用。 概括是指从事实出发,以关于个别对象的观察陈述为基础上升为普遍性的认识。他以归纳的方式进行,在强调创新时,概括是一个重要的元素,在运用概括的方法时应注意1、概括必须与抽象相结合,对观察得来的材料进行对比、区别、抽象找出共同的本质特征,从而进行概括, 得出原理。在《聂耳性格特征中的批判特征》一文中,作者注重对第一手资料即聂耳的日记逐次解读中,抓住聂耳性格特征的形成、升华,及其在艺术批评中的展示,在音乐创作中的体现这几个环节,充分运用概括的实证性的方法,抽象出聂耳性格特征中的批判精神,并准确地判定了这种批判性格特征对于其无产阶级世界观形成的作用。2、概括必须与演绎相结合。概括的过程首先是一种归纳的过程,它带有一定的或然性,为避免这种或然性,作出规律性的概括,必须以演绎作指导。在 《中国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一文中,作者首先对11项逆向考察成果进行概括,然后从概括中推理引导出中国古代音乐与姐妹艺术不同的四个特点,最后进行演绎,得出五点推论。 在《聂耳创作中的音乐形象》中,作者运用了归纳法,把聂耳创作的音乐形象进行分类,如工人形象、妇女形象等;在《回顾二十—— 四十年代中国新音乐的理论与实践(上)》中作者运用了分析与综合的方法来论述二十至四十年代中国音乐界对中西音乐关系的认识;在《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中的逆向考察》中,作者运用了归纳与演绎的方法, 通过对11项逆向考察成果的归纳进行推理,然后演绎出五点结论。此外,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也要注意。 二、音乐史学方法的学习中国古代音乐史的研究方法大致为技术性方法与导向性方法。 1.技术性方法主要包括对音乐史料的搜集、辨别及分析。音乐史料分为音乐本体史料与音乐外围史料。音乐本体史料主要指乐谱、音响、 文字、文物等项内容,音乐外围史料主要指与音乐相联系的音乐本体之外的史料,如音乐家的书信、笔记,音乐家生活的社会环境所留下的各种历史文献等等,在音乐史学技术性方法的具体实践中,音乐本体史料的分析与音乐外围史料的分析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唐李寿墓石刻壁画与坐、立部伎的出现年代》一文中,我们可以明晰地体会到两者的结合。作者认为李寿墓中的石刻壁画(音乐本体史料)与文献记载(音乐外围史料)的坐、立部伎的情况不符,所以不是坐立部伎图像,而是亲贵私家女乐即俗乐的写照。(1)舞伎:作者首先描述了石刻画中舞伎的人数与服饰,然后引述唐杜佑《通典》中坐部六部乐曲和立部八部乐曲的人数与服饰的记载来断定图像的女舞人不是坐立部伎舞人。(2) 乐器:从唐《通典》《太乐令壁记》、隋书《音乐志》等文献记载的坐立部伎乐器组合的特点对照李寿墓石刻中的乐器指出六点不符,得出结论,从乐器方面看壁画中不是龟兹乐,与《燕乐》乐器也不同。(3)用乐等级不服:坐立部伎各曲为帝王所制,规模、形制、特点不是一般乐舞可比的,李寿身为臣下,不可能用坐立部伎乐曲,用乐等级不符。作者对这三方面的论述都是通过音乐本体史料与音乐外围史料的有机结合进行分析,从而得出符合逻辑,令人信服的结论的。 2.导向性方法主要包括横向性研究、纵向性研究以及逆向考察的方法。横向性研究是音乐史的研究必须与当时的经济、政治、思想和文化背景的联系,如《唐宋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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