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运行面临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docxVIP

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运行面临 的困境及对策建议思考 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具有推动认罪认罚、促进量刑公正、化解社会矛盾等制度性功能。审视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运行机制发现，其存在制发机制不完善、调整机制不健全、保障机制不配套、监督机制不到位等问题。为最大限度实现量刑建议制度的价值和作用，宜对量刑建议的制发、调整、保障以及控权这四项运行机制予以系统化完善。 基于刑事司法资源的有限性，世界各國都在探讨如何根据案件的类型设置相应的诉讼程序。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正是这一理念指引下的重要制度设计。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是控辩双方在充分沟通之后，就量刑问题达成的“合意”。现阶段，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规范化运行存在理念与制度层面的双重困境。理念转变绝非朝夕之间，而制度保障则迫在眉睫。本文试从量刑建议的制发、调整、保障以及控权四个方面论述量刑建议运行机制的优化问题，以期有所裨益。 一、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制度之功能展示 （一）量刑建议是推动认罪认罚的原动力 从司法实务的立场，量刑比定罪更加牵动人心。认罪认罚案件中，刑事被追诉人认罪认罚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取量刑减让或量刑优惠。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是被追诉人最为关心的问题，也是激励其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最初动因。 （二）量刑建议是促进量刑公正的推动力 量刑建议制度在认罪认罚案件中具有促进量刑公正的显著作用：一方面，量刑建议尤其是确定刑量刑建议，可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以往重定罪、轻量刑的观念，促进控辩双方围绕量刑问题展开辩论，法庭在全面了解量刑信息的基础上，实现量刑公正。另一方面，认罪认罚案件中检察机关提出的量刑建议，对法院的量刑裁判具有一定程度的拘束力或制约力，有利于防止法官量刑裁判的恣意性，从而推动量刑的透明性、可预测性和公正性。 （三）量刑建议是化解社会矛盾的驱动力 被追诉人参与自身涉嫌犯罪的量刑减让协商，是其刑事诉讼主体地位的重要体现。在协商过程中，被追诉人能够切身感受尊严受到了公权力机关的尊重，从而对最终结果更容易接受。并且，作为量刑协商的结果，控方一定程度的量刑减让或量刑优惠是认罪认罚减少社会对抗的核心途径。此外，认罪认罚案件的从宽处罚与快速处理，使得被追诉人能够更快回归社会，积极修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 二、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运行之困境呈现 （一）量刑建议的制发机制不完善 一是量刑信息材料调取不充分。实践中，侦查机关更多地是在调取案件定性证据材料时，顺带调取量刑证据材料，导致随案移送的量刑信息材料不完整、不充分。二是缺乏系统明确的规范性指引。制发量刑建议的重要问题在于缺乏统一、明确、可操作的规范指引，仅凭检察官的办案经验与检法的事先沟通难以保障该项制度的健康运行。三是辩护律师实质参与程度不够。认罪认罚案件中辩护律师难以调取或者基本不调取证据，尤其是与量刑相关的证据材料。从而，控辩协商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辩方对控方提议的认可和确认。四是量刑建议的精准性不强。检法对量刑建议的分歧客观存在，部分法官对检察官的确定刑量刑建议存在抵触情绪，加上检察官量刑经验不够，对量刑标准缺乏深入研究，导致量刑建议的精准化任重道远。 （二）量刑建议的调整机制不健全 其一，量刑建议的调整事由设置不科学。现行规范仅原则性地规定了人民检察院调整量刑建议的两种情形。实际上，这两种调整事由的基础并不相同，量刑建议明显不当需要调整的基础应当是出于量刑公正的要求，而被告人、辩护人对量刑建议提出异议需要调整的基础则是控辩合意的破裂。此种一律要求人民检察院可以调整，而忽视调整基础不同的做法，很难说符合科学性的要求。其二，量刑建议调整权的主体不明确。量刑建议调整应由办案检察官自行决定，还是由检察长审核签发，现行立法语焉不详。其三，量刑建议的调整程序不明确。庭审过程中，出现需要调整量刑建议事由时，是否需要休庭，控辩双方短时间难以再次达成合意或者发现新的量刑情节需要调取时，是否需要另行开庭，以及是否需要重新制作起诉书、认罪认罚具结书等均缺乏明确的要求。 （三）量刑建议的保障机制不配套 一是量刑调查制度尚未建立。鉴于侦查机关较少关注量刑证据，特别是不利于指控犯罪的证据往往会被侦查机关自动过滤的司法现状，建立专门的量刑调查制度尤为必要。二是证据开示制度仍未明确。量刑协商应当建立在控辩双方相互知悉的基础上，“半透明”甚至是“不透明”状态下达成的“合意”很难说是真正的双方合意。建立证据开示制度，正是控辩双方相互知悉的重要制度设计。三是量刑建议的效力保障缺位。不同于域外的立法模式，我国刑事诉讼法赋予了量刑建议的裁判约束力。然而，现行立法并未对认罪认罚从宽量刑建议的效力或刚性问题给予应有的关注。量刑建议的救济程序缺位，加上“量刑建议明显不当”的具体内涵界定不明，使得量刑建议的效力大打折扣。 （四）量刑建议的控权机制不到位 建立并完善量刑建议的控权机制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