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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实验——STS如何反思公众参与科学 发端自20世纪70年代的一系列关于科学实验的研究，在早期是科学技术学(STS)作为交叉性学科得以发展的基础支柱之一。这些围绕实验的研究发掘了科学史、社会学、人类学等多个领域的方法资源，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传统科学哲学的认识论框架提到“公众参与科学”，对STS有所了解的读者自然会想到共识会议、科学商店等多样化的科学民主化实践形式。因此，当实验开始被明确地定义和部署为一种特殊的政治实践形式时，问题随之在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浮现，在实践层面，问题表现为：相对过往的诸多科学民主化实践尝试，“实验”在容纳公众价值判断、意见表达、行动手段方面有哪些优势？能否就科学-政治议题如何在公共行动中展开的关键动力提供理解？在理论层面，问题表现为：“参与实验”对知识-政治实践的独特理解在多大程度上与STS现有的，以经验方法探讨存在论议题的框架相容？是否有必要对当前的存在论前提进行重设？本文将分两部分探讨上述问题。在前半部分将给出参与实验的方法论特征，论述它是如何在STS不断发展的存在论研究视域下设想、调整公众参与科学的实践活动。在后半部分，本文将尝试探讨参与实验的存在论特征，就其采取的“实验化”路径如何区分于行动者-网络理论等“经验化”存在论方案展开讨论。在此基础上，我们将尝试分析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伦理学思考上的重叠与区分。通过辨识两者所遵循的不同存在论立场，为“实验化”的存在论方案探索可能的位置。1 从“展示”到“参与”：STS中实验回归的背景实验从来不是仅仅局限在实验室内部由科学家完成的工作。过往STS关于科学实验的研究表明，实验一开始就存在着容纳公众的部分。在夏平(Steven Shapin)等人对近代英国皇家学会中实验文化兴起的研究中在第四版《科学技术学指南》中，“参与实验”作为一种开创性方法以专论形式收录其中2 可变性：参与实验方法论进路的实践核心参与实验代表着这样一种研究进路：即对实践化、创造性地介入科学-社会场景的连串、具体的行动及方策的关注。这样的研究进路很容易与诺沃特尼(Helga Nowotny)等人的广场在科学-社会议题的参与实践过程中，知识在公共领域的确认与创造特定形式的公众实践之间蕴含着张力。这种张力反映在不同含义下的公民身份认同中，公众既可以是知识生产进程中在科学-社会场景中进出的受众，也可转变为具体研究体制或议题中的知情者、监督者甚至贡献者，也可能因为不同的兴趣、利益和道德立场形成一个个持不同主张的集体。容易看出，这些张力对应着不同指向的实践努力，这样的实践努力呈现出多价性(multivalency)下的纠缠。在Whatmore和Landstr?m关于英国约克郡防洪政策再编制的研究3 参与实验的方法论（一）：生活实验过去20余年来，不管是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各国的政策实践上，科学传播的重心都开始从单方向、精英主义的缺失模型向强调对话的互动双向型参与模式改变。形成了包括共识会议为了解决这种难题，马雷斯(Noortje Marres)基于对杜威和李普曼之间关于现代民主困境之争的重新解读，提出将政治重新理解为一种由行动者-对象之间动态实践决定的存在方式马雷斯通过生活实验(living experiment)借助具体化和投入这两个方法概念，生活实验表明了科学参与可以不局限于共识会议和技术评估的会场，也不仅仅涉及意见表达等话语现象，而是可以包括广泛分散在家庭、工作场所等日常环境下的公共领域中展开的实践活动。生活实验代表了一种策动和分析公众实践的新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具体的行动中促成公众与科学-社会议题之间保持关联性，并使公众参与在多个领域中流通，促进不同传统、认知、情感、经济上行为方式的遭遇。生活实验引导下的参与实践有以下特征：(1）行动实践上持续演变和开放的可变性，(2)可以容纳不同形式的公民身份认同，(3)不受程序、共识等PES概念框架的限制。4 参与实验的方法论（二）：物质参与自以拉图尔为中心的STS学者发展出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ANT)以来，对人与物在实践中彼此创造和依赖的关注逐渐扩展到了多个人文社科领域。参与实验继承了ANT对物的实践的关注，即物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述行性纠葛，也强调了一种区分于ANT的物质理解：物质可以作为在公众与科学-社会议题之间建立持续演变关联性的表述手段，同时也是追踪这种可变关联性中具体化和投入形式的线索。我们将用两个事例研究来说明这种区分。通过走访伦敦多处“生态住宅”，马雷斯注意到建筑师、开发商、社区工作者、学者和住宅居民共同参与了这些住宅中对物质和使用习惯的定制。围绕“可持续”、“碳中和”这些共同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