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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08-25 发布于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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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选择性
一、道德理性的有限性与公民道德教育的社会选择性
正如阿罗所指出的那样,人的行为“即是有意识地理性的,但这种理性又是有限的”。[4]进行公民道德教育,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重要路径。[5]梁启超在《论公德》中指出,“我国民所最缺者,公德其一端也”,在他看来,公德是国家与社会得以实现其凝聚力的根本。有学者认为,对于公民教育而言,最重要的就是与公民权利相匹配的“公共”德行的教育,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一个多元社会稳定的向心力。[6]即便在美国这样崇尚公民权利与自由的国度,也并没有放松过对公民公德及其选择的教育,例如在《美国民主教育之目的》中,美国的教育目标分为“自我实现、人际关系、公民责任与经济效率”四大板块,对公民责任的要求,在该报告中很明确地提出了社会正义、社会知识、社会活动、维护公共资源等12项指标,这正显现了其公民道德的社会性。
二、公民道德教育社会选择的价值向度
正是为了获得一种善,我们践行德性,并靠选择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而能这样做。[7]马尔库塞指出,“显然,在幸福意识的领域里,内疚感没有任何地盘,算计消除了道德心。当整体危若累卵时,唯一的犯罪就是反对整体或不维护整体的罪。犯罪感、过失感和内疚感成了一种私事。”[8]亚里士多德认为道德选择的目标是幸福。从亚里士多德的道德选择的角度看,幸福就是“始终引起自身而从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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