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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行政的世界观与办法论 本文 在公共行政研究中，说到对于实证主义的批判，以１９６８年召开的“明诺布鲁克会议”为标志的新公共行政运动是当仁不让的代表。不过，作为一场年轻人的会议，明诺布鲁克会议在很大程度上具有理论准备不足的特征，与会者们虽然表达出了对于实证主义的普遍不满，却未能从学理上给予实证主义以系统的剖析和打击，更没能为公共行政的实践提供一套替代性的指导思想。实证主义的思维方式仍然支配着官员与学者们看待行政世界的方式。由于这一原因，新公共行政运动迅速地走向了分化和衰落，使关于公共行政的规范研究进入了一个可以被称为“后明诺布鲁克时期”的相对较长的历史阶段之中。１９７６年，弗雷德里克森在《行政与社会》杂志上发表《新公共行政学的谱系》一文，将官僚制、新官僚制、制度主义、公共选择与人际关系学派都追认为新公共行政学的理论来源，彻底放弃了与传统决裂的明诺布鲁克立场。他认为，“与新公共行政相关的价值观多种多样，而且，这些价值观也并非总是一致的。因此，我强烈反对只有一个公认的新公共行政及其模型并且完全否定该领域过去的理论和规范的观点。而且，新公共行政在逻辑上也是出自对社会科学领域新知识的集聚以及将那些社会科学在公共问题上的聚焦。如果事实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新公共行政就具有一个丰富而重要的世系”［２］（Ｐ１０）。试问，“旧”公共行政学难道没有一个丰富而重要的世系？以此为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