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阳光二级跳：转变为基金会.docxVIP

? ? ? ? ? 西部阳光“二级跳” 转变为基金会 ? ? ? ? ? ? ? ? ? ? ? ? ? ? ? ? ? ? 2006年5月西部阳光成功注册成为基金会，实现了发展历程中的第二个跳跃。它是我国第一个从草根成功转变为基金会的非营利组织，实现了非营利组织行业史上的突破。在我国非营利组织的行政合法性是通过登记注册来实现的。只有按照相关法律法规通过政府有关部门（一般是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组织才是法律制度要求下的合法组织。在组织研究中从来不乏对合法性的讨论，韦伯提出的科层制度本身就是一个合法的组织机构模式。而制度学派更是明确指出组织受制于政治与法律框架，[1]它提供了分析组织合法性的又一视角，[2]描述了“组织如何在与环境的期望保持一致中求得生存和成功”[3]。迈耶（Meyer）等制度学派更是认为外部环境决定组织的合法性。[4]本章从组织生态理论的视角，考察在这一阶段由“环境”“组织”和“人”构成的西部阳光生态系统。 西部阳光获取法律完全认可是中国个人发起型非营利组织发展史上的突破，也是其生命中的一个关键转折，表现为其组织结构、运作及与外部互动关系等变量发生了变化。这些变量变化和环境中哪些因素有必然的联系？西部阳光能够实现这一突破的根本原因是什么？这一重大转变的过程是如何实现的？它对自身的运作产生了什么影响？本章将从组织生态化视角和制度化视角探讨西部阳光取得合法性的外部条件——政策环境、社会需求和非营利组织行业发展等因素的变化，以及这些变化和西部阳光的关系。 为了解析其中变化的“密码”，发起人将梳理西部阳光在这一阶段（2006年5月登记注册至2008年6月管理者易人）的发展，对比前后两个时期的组织要素和运作过程的变化，进而透视其技术及效果后的机制。最后本章将揭示西部阳光在这一阶段的困境及成因。 第一节 西部阳光“二级跳”与变化的外部环境的关系 达夫特把环境对组织的影响归结为两种方式：对环境信息的需求和对环境资源的需求。[5]他认为“复杂、多变的环境条件，产生了组织对信息收集以及基于信息做出反应的更强烈的需要”[6]。西部阳光能够成功从“挂靠”跳跃到“独立注册的基金会”显示了它应对复杂、多变环境的能力。这里的复杂环境包括目标群体的环境、西部阳光的具体工作环境、政策环境以及非营利组织行业发展的生态环境。 一 社会经济和宏观政策环境与西部阳光的关系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政府对西部地区的投入加大，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改善，然而，由于西部地区基础薄弱，基础设施依然非常落后，产业结构亟待改善，生态环境日趋恶化。西部地区人才缺乏、流失严重，致使其自我发展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西部地区地域广阔，人口密度较小，政府实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的行政成本很高。西部地区农民、农业和农村“三农”问题比全国其他地区的“三农”问题更加突出，特点是农民的增收困难和深度贫困。[7]西部的发展与进步有目共睹，然而与东部经济发展的水平与速度的差距并没有缩小，而是“呈剪刀差，剪刀口愈张愈大，呈典型的相对贫困化状态”，在西部贫困地区看不到任何农业现代化的迹象。[8]西部社会经济环境虽不是西部阳光所生存的社会经济环境，却是其工作领域——西部农村教育——所处的环境。 为了有效地促进西部的发展，2006年底国务院通过了《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其中在首要位置首次提出“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此前，国务院已经下令自2006年1月1日起全面废止《农业税条例》，免去沿袭了两千多年的农业税。《规划》首次提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更加注重加强教育等薄弱环节的发展。2007年10月，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继续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统计局（2005年、2006年、2007年、2008年）数据显示，[9]一方面，在国家政策的扶持下，西部地区得到了很大发展，西部地区贫困人口逐年减少，贫困发生率大幅降低，贫困程度逐渐减弱，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逐渐提高。但另一方面，西部地区的问题并非一朝一夕就能解决，西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但主要还是以“量”的增长为主，并未实现“质”的提高。[10]2007年3月，中国人民大学调查评价中心首次发布的“中国发展指数”显示，多数西部省份城镇居民与乡村居民的消费差距在5倍以上。[11]城乡差距在各地区普遍存在，但西部地区的城乡差距比之东部地区更大。[10]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事业被上升到了我国农村反贫困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政府增大了对贫困地区教育的投入，鼓励非政府机构参与贫困地区的教育发展，并取得了明显效果。[12]同前面政策环境的变化不同的是，新的政策在改善贫困地区的教育方面力度更大、目标更加明确，尤其是在方法上的转变为西部阳光提供了其成立以来最佳的政策环境。 在组织生态理论中，常常分析组织和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