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入股的立法理念研究.docVIP

农地入股的立法理念研究 农地入股立法理念的更新及其制度设计 随着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形式的多样化、农村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标准的不断完善以及农地发展权的创设，农民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利益并非仅仅局限于对生存权的保障，已经转向对发展权的诉求。基于农地享有的发展权是指农地除了具有保障农民生存的功能外，还应当具有促进农民发展的功能，即在保障生存权的基础上，农民通过农地获得的能够促进其财产增值、生活幸福的更广泛的权利和利益。农民基于农地享有的发展权应当包括凭借土地承包经营权获得的增值收益权、融资担保权、征收补偿权和农地发展权。然而，根据当前农地入股的主流立法理念进行的制度设计，不仅在入股农户或者集体经济组织没有能力优先购买或者赎买入股农地的情况下，无法保全农民基于农地社会保障功能所享有的生存保障权，而且在农地入股发生物权变动后，土地承包经营权人更难以享受基于农地的增值收益权、融资担保权、征收补偿权和农地发展权。“实现发展成果的公平分享，从根本上来说必须依赖于正确的权利配置”(李昌麒，2008)。而权利正确配置的关键又在于秉承正确的农地入股的立法理念。随着我国社会从“生存型”向“发展型”转变，不仅仅为了全面保障农民的生存权，而且更为了实现农民的发展权，农地入股的立法理念理当从兼顾用益物权的自由支配属性和生存权保障功能，升级或更新为对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双重关怀。对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双重关怀的立法理念的实质是:既要求扫除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的立法障碍，“保全”或弥补入股农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又要构建入股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使土地承包经营权作为用益物权的自由支配属性与农地的生存权保障功能的内在冲突，在“对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双重关怀”的名下得以调和并实现双赢。基于对农民生存权特别是对农民发展权关怀的立法理念的制度设计和运行机理是:第一，彻底改变“赋予入股农民优先购买权”或者“课以集体经济组织赎买义务”等防范失地的滞后性，消除因将入股定性为物权性流转而导致入股期间当然“失地”的事实。农地入股的制度设计应当在坚持只支配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的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将农地入股的法律性质定位为债权性流转而非物权性流转。第二，将农地入股定性为债权性流转，既能促进农地规模化经营，土地承包经营权也不会因为入股而变为合作社的法人财产和破产财产，入股者“按照出资时评估的价值将原来自己出资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买回”才能自圆其说，入股农户就不会失地、不会丧失基于农地的财产性收入和社会保障，而且即使是在入股期间，仍然可以享受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增值收益权、融资担保权、征收补偿权和农地发展权。第三，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系债权性流转的定性，使农地入股具有了农地出租的属性，进而可以将出租属性视为一种特殊的惠顾，并基于合作社的惠顾返还原则将实践中普遍采取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股的保底收入视为农地出租的租金或者惠顾的对价，而保底收入又是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后可以确定的预期之债，可以作为土地承包经营权债权性流转之收益权质押的客体。因此，鉴于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固定的保底收入与合作社惠顾返还利益分配方式的契合性，与公司浮动的按股分红利益分配规则的明显差异性，农地入股宜为入股合作社而非入股公司;鉴于农地入股的合作社取得的只是债权性的农地权利，又大陆法系债权不得单独抵押只能质押的国内外立法例，宜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之债权性流转收益权质押而非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 农地入股立法理念更新的客观依据 除了探析“兼顾用益物权的自由支配属性和生存权保障功能的立法理念”存在的局限性之外，尚需进一步挖掘农地入股立法理念更新的法理根据和现实依据。法理根据的阐述将有助于强化农地入股立法理念更新的正当性，而现实依据的描述将凸显农地入股立法理念的更新对农民需求的回应性。(一)农地入股立法理念更新的法理根据1．宪法学根据尽管当代宪法学对公民的基本权利或人权的内涵及其分类尚存分歧，但是主流学说已经将发展权视为第四代人权之一。“发展，是所有人的权利，每个人都有生存的权利，并且，每个人都有生活得更好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发展权，发展权是一项人权”(徐显明，1999)。“发展权是人的个体和人的集体参与、促进并享受其相互之间在不同时空限度内得以协调、均衡、持续地发展的一项基本人权。从法律渊源看，发展权的基础被看成是生存权的结果———没有发展的生存必然因缺乏进化的活力而萎缩。发展权蕴涵着自由、和谐、平等的基本价值，实现发展权意味着从人的‘求生’本能进化到追求‘生存质量’上来，意味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正义的实现。发展权具有对于人的不可转让性，让渡发展权，个人将因没有发展实力而丧失进入社会的资格”(汪习根，1999)。作为人权的发展权内含着对弱者的倾斜性保护，孕育着共享发展成果的利益分配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