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聚焦】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缘起.docVIP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o 点击文章标题可访问原文章链接 【理论聚焦】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缘起 摘要：按照传统的法律叙事，法律现实主义的发展史也是男性叙事史。但是男性叙事并不代表法律现实主义发展史的全部，女性叙事缺失的原因在于对史料有目的性的忽略和遗忘。本文以上世纪初女法律人科沃斯的经验脉络展开史料挖掘，内容既包括如何进行性别经验的法律理论建构、也包括进行女子法庭、家暴案等审判方式的改革。从性别视角来看这些改革对于女当事人法律地位、女法律从业者职业发展的实质影响，都具有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的开创性地位。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美国的法律现实主义研究盛极一时，而大量文献也在表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叙事，是传统的男性叙事。随着性别研究的深入、新材料不断发现，一种崭新的、将会改写法学史的性别化叙事开始浮出水面，也意味着女性叙事将从边缘走向主流。改写者就是本文所要叙述的安娜·莫斯科维奇·科沃斯（Anna Moscowitz Kross），本文将会论证她对法律现实主义所作的贡献。但科沃斯作为美国首批女法学毕业生、首批女执业律师和女法官，这位身处法律现实主义全盛时期的女法律人，却并非是常青藤盟校、象牙塔和法院内有声望的知名人物，而是工作在社区和初审法院的基层女性。 在传统的男性叙事中，很难找到女性的存在，也很难发现女性与法律现实主义的内在关联。但20世纪上半叶，确有一些女性植根于现实、超越正式的法律机制和规则，积极创造了属于女性自身的实用法学，这一部分女性被传统男性叙事所无视，科沃斯即是其一。作为纽约大学法学院第一批女毕业生，第一批活跃于美国法律实践的女性，第一批国家任命的女法官，科沃斯是确立女性在法律领域有一席之地的先驱者。她对法律运行体系施加的影响，使代表委托人以不同平常的方式参与到司法决策中来，奠定了她在法律现实主义中独具一格的开拓者地位。科沃斯提出的法律参与，包括把法律作为实现社会目标的手段（从20世纪10年代到60年代）都非常符合现实主义的目标。然而，她的女性工作视角在现实主义的事业中却是标新立异、前无古人的，本文把这一创新称为女性主义法律现实主义。 一、身涉其内：性别经验代入司法改革 1892年，科沃斯在俄罗斯出生，出生不久便因逃离压迫随全家移民美国，整个幼年时期家庭都是困顿不支，很早就开始打工的经历却磨练了科沃斯的意志并使其深谙谋生技能。在这一阶段，科沃斯充分认识到了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她凭借专业技能和天赋，不仅注重自我提升，而且也造福身边的人。她认为教育不是为了用于疏远和排斥他人，而是为了搭建桥梁和提供帮助。读书期间，科沃斯一边打工一边身兼移民区夜校教师，其慷慨和耐心让她进而获得了在曼哈顿下城区大学安居与教育联盟项目中任教的机会，一同任教的同事都是俄国犹太人，都是因恶劣地生活环境而举家逃离故国。 她所教授的很多学生和她一样也忍受着持久的虐待、艰苦的环境和歧视。科沃斯对这种貌似天下太平的虚假有着足够的清醒。她自己曾因不能在犹太教安息日工作而被解雇；他们在家中举行住棚节仪式时，有人扔瓶子砸破了窗户。早期的贫穷、受压迫和反犹太主义的经历指引着科沃斯对法律职业的追求。1908年，她获得奖学金，进入纽约大学法学院学习。在此期间她晚上继续给移民上课，始终不脱离这种生活体验。 作为纽约大学法学院为数不多的女学生之一，科沃斯组织了一个学生选举权联盟分会，并设法让同班同学费欧雷罗?拉瓜迪亚（Fiorello LaGuardia）加入了该组织。科沃斯还把法学院和社区的女性一起组织起来为因性交易被指控犯罪的女性四处奔走。此时对这类犯罪的处理方式某种程度上是以通过日益增长的卧底执法的方式来完成的，各种社会团体和宗教组织都参与到如何消灭卖淫这种“社会罪恶”的道德革命议程中。很多温和派呼吁对那些需要帮助和支持的、被看成是失足女性的性工作者们给以慈悲的处理。最后，经与多方斡旋，在纽约治安法院体系下成立了一个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女子法庭，区别于其他刑事案件。 然而，当时还没有为委托人直接代理的机制，科沃斯主导了女子法庭的市民调查，以替代把受指控的妓女像晚会娱乐一样的社区展览，努力阻止这种窥阴式的实践活动。同时，科沃斯通过升天教会监狱委员会这一圣公会组织，为释放的女性囚犯提供社会服务，为其重返社会做先期准备。虽然当时还是一名法科生，但科沃斯通过跨学科的、创新性的方法对法律制度施以影响，超越了律师-委托人这种二元关系制的概念，发展了法律援助的整体模型。 1910年获得律师资格后，科沃斯最终在女性法庭获得了一般代理的职位。她与其他女性同事一起，开始对标准诉讼制度进行改革。科沃斯，作为新成立的纽约女性律师协会（以下简称“协会”）76名成员之一，倡议为被控告的妓女提供法律援助。这些人都属于贫穷女性，无钱聘请私人律师，也得不到免费代理。科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