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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生活的常识、经验与规则及其思想史意义 《旧五代史》卷126《冯道传》载：“（后唐）明宗入洛，遽谓近臣安重诲曰：‘先帝时冯道郎中何在？’重诲曰：‘近除翰林学士。’明宗曰：‘此人朕素谙悉，是好宰相。’俄拜端明殿学士，端明之号，自道始也。未几，迁中书侍郎、刑部尚书平章事。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有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遗下兔园册。’道知之，召赞谓曰：‘兔园册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也！’赞大愧焉。” 又，《新五代史》卷55《刘岳传》载：“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 上述材料经常被学者用来解释《兔园策府》在晚唐五代时期的流传情形。但从冯道认为“兔园册皆名儒所集”，到刘岳、任赞认为“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使我们看到由知识精英编纂的反映主流文化的知识读本如何成为大众知识与思想的过程。这使得我们在探讨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时，把关注的视野扩大到那些过去为传统思想史所排挤的资料领域。如敦煌文献《杂抄》（又名《珠玉抄》、《益智宝》）就被认为是“庶民常识的百科全书，它所包括的天地开辟以来的传说、日月星辰的知识、人民种族、四时八节的历数、山川形势、王朝更替、饮食器用的起源、忠臣孝子的轶事、阴德阳报的实话、社交心得、道德实践方法等”sup[1］［P225]/sup。此外，另一类敦煌文献如P.2581《孔子备问书》也反映了与《杂抄》大致相同的内容。这两种文献所反映的内容，几乎涵盖了当时大众生活中知识与思想的各个方面。葛兆光先生在其《中国思想史》一书中，以《艺文类聚》为例，探讨了其编排体例和分类所反映的古代思想世界的轮廓葛兆光先生认为，《艺文类聚》把当时所能够聚集的知识文本搜罗在各种类目之下，正好构成7世纪的一个庞大的知识文库，而这个文库的分类正好展示了那个时代人所能够想像到和把握到的知识与思想世界的秩序、范围和边界。见其著《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599～605页。，而上述《杂抄》一类的通俗读物在编排体例和分类上和《艺文类聚》异曲同工，足可反映唐宋时期一般大众的知识与思想系统。由此，笔者注意到，按照传统思想史中的描述来考察唐宋时期敦煌地区的社会生活，我们发现，在实际生活中，影响大众信仰与行为取向的知识与思想，和我们过去思想史研究中的叙述与解释还有一定的距离，而敦煌文献及敦煌石窟的有关内容，系统而又真实地反映了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知识与思想，这是其他史料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基于此，笔者认为，我们的研究对于认识唐宋时期整个社会中大众知识与思想有借鉴意义，这是笔者探讨此问题的初衷所在美国著名史学家本杰明·史华兹（Ben jamin I.Schwartz，1916—1999）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一书中指出：“我之所以使用‘思想史’（history of thought）一词，而不是‘观念史’（history of ideas）或‘知性思想史’（intellectual history），乃是由于‘思想’（thought）这个词的语义边界是不确定的。它可以包含认知、推理、意向性、想像力、情感、惊叹、困惑以及不能够在计算机上轻易编程模拟的意识生活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内容。此外，它还有一些模糊的涵义，既可以指思维过程（process of thinking），也可能指诸如观念（ideas）、心态（mentalities）、或内在态度（inner attitudes）之类固定化的思想‘产品’。”（程钢译，刘东校，江苏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4页）受此启发，笔者文中的“思想”，也是一个宽泛的概念。。 20世纪70年代，台湾学者罗宗涛先生撰《敦煌变文社会风俗事物考》sup/sup，以王重民等编《敦煌变文集》为资料来源，从14个方面罗列了变文所反映的唐、五代社会生活的内容，这使得我们能够从另一个层面上对唐、五代社会生活有一个了解。由于变文的通俗性及其受众的普及性，又使我们从中对唐五代大众生活的思想观念有了一个了解。同时，日本学者金岡照光先生在《敦煌的民众——他们的生活与思想》一书中，以敦煌变文和讲经文为主要依据，探讨了唐宋时期敦煌地区民众的社会生活和影响社会生活的知识与思想sup/sup。之后，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领域，或多或少地提及唐宋时期敦煌大众的生活与思想。在此基础上，我们试图结合敦煌文献，考察社会生活的经验与规则在唐、五代时期对于敦煌大众的意义。 敦煌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