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刑法的人道法的发展.docVIP

国际刑法的人道法的发展 本文 国际人道法的实施包括诸多途径，如通过国际实况调查委员会进行监督、国际红十字会的推广和宣传等，但这些途径都有一个共同缺陷，即缺乏外在强制力量的监督，导致了国际人道法难以有效实施的尴尬。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国际社会开始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个人进行惩罚，通过审判追究相关罪犯的刑事责任，以匡扶正义，告慰受难者。研究当代国际刑法实践中国际人道法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只有在国际刑法的实践中，国际人道法才被武装上“牙齿”，成为具有强制力和震慑力的法律，并不断得以发展。国际刑法实践的突破性进展主要体现为国际刑法的直接实施，即国际刑法在国际刑事审判过程中得到适用，迄今为止主要包括两大类:由国际特设法庭开展的审判;通过国际常设法庭开展的审判。国际特设法庭包括:(1)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和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这两个军事法庭是由二战战胜国成立的，审判对象是二战中德国和日本的反和平罪、战争罪和反人道罪的战争罪犯。(2)特设国际法庭，包括前南国际刑庭和卢旺达国际刑庭。这两个刑庭，是联合国安理会的下属机构，是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所采取行动的结果。其法律性质更为明显，国际政治的因素影响减弱，使国际刑事司法的公正性能更好地体现。(3)混合法庭，如塞拉利昂特别法庭、东帝汶特别法庭、柬埔寨刑事法庭。混合法庭的共同特点是审判人员中既有国际法官，也有国内法官，并且是基于联合国和相关国家间的协议建立的。国际常设法庭即国际刑事法院，是世界历史上首次成立的常设国际刑事法院，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囿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国际刑法实践的发展轨迹单调缓慢，上述审判实践主要集中于20世纪，且每个法庭都曾遭到指责和非议，但不能否认这些审判实践惩罚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犯，保证了国际人道法的权威，不断推动着国际人道法的发展。 一国际人道法实施力度的增强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是国际社会中首次对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犯进行的审判，向世人宣告了国际人道法的权威性和效力。长久以来，国际人道法虽然享有广泛的道义支持，但其遵守情况远逊于国际公法其他部门。国际刑事审判通过公开审判对相关罪犯进行了审理和处罚，使国际人道法首次靠外在强制执行机制得以落实和执行，宣扬了正义，向国际社会宣扬了国际人道法的普世价值和违反国际人道法的下场。1949年《日内瓦公约》及1977年的两个附加议定书正是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的成功实践基础上形成的。国际特设法庭的审判实践使世界各地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人都受到或将要受到指控和制裁，从而使国际人道法摆脱了无法实施的尴尬局面。国际刑事法院作为第一个常设性的国际刑事审判机构，避免了之前多个临时性或专门性国际刑事法庭同时并存和运行的局面，提高了国际人道法执行的统一性和权威性。总之，二战后至今国际刑法的实践对于国际人道法最重要的影响是增强了其实施力度，使国际人道法由立法阶段走向了执法阶段，摆脱了过去“一纸空文”的状况，对世界各地的暴行实施者起到了震慑和预防作用。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创立的战争罪等罪行不适用时效的原则，进一步提高了国际人道法的强制性和威慑力。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的罪行若可以适用时效原则，则很可能使时效原则成为相关人员逃脱罪责和惩罚的理由。鉴于战争罪等罪名所触及的是全人类的基本道德底线，违背了作为强行法和习惯法的国际人道法，因此，时效原则不适用于战争罪等罪行。《纽伦堡宪章》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虽然没有对时效问题进行规定，但《同盟国管制德国委员会第10号法案》规定纽伦堡审判不适用时效原则。东京审判同样奉行了该原则。1968年11月26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战争罪及危害人类罪不适用法定时效公约》，明确规定危害人类罪等罪行不适用于时效原则。该原则后来又被采纳进《国际刑事法院规约》。［1］ 二国际人道法立足点的转变 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明确了违反国际人道法罪行的主体为个人，并通过纽伦堡原则明确了战争罪犯个人刑事责任原则。针对战争犯罪的主体究竟应是个人还是国家，波利蒂斯认为，集体责任是一种令人误解和令人失望的假想，造成了犯罪者不受惩罚的事实，因此，惩罚战争犯罪的主要责任人是责无旁贷的。在此压力下，统治者才会更加谨慎地行使职权，更加尊重国际法，所以此举将是对世界和平的一大保障。［2］自纽伦堡审判中确立了纽伦堡原则后，国际人道法的立足点由国家转向了个人，具体表现为由强调国家在实施国际人道法方面的作用到追究个人刑事责任，由强调保护国家利益到注重保护个人和群体的权利。这种影响在前南法庭和卢旺达法庭等特设刑庭中继续得到体现和发展，促使国际社会在暴行发生后迅速设立法庭对暴行实施者进行审判。这种转化表明二战后国际人道法的发展使个人的刑事责任成为该法明确的组成部分。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和运作也证明并促进了国际人道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