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经济转轨基本特征论文.docVIP

国民经济转轨基本特征论文 （一） “转轨”或“转型”一词，国际上流行几十年，特别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研究“转轨”或“转型”之类的经济学文献汗牛充栋，至于这些“轨转”或“转型”从何处开始，“转”向何处，则众说不一，内容各异。尽管如此，它们一般都是从非市场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而且都是在私有制社会经济体制内进行。我国的“轨转”或“转型”则不同，是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者是一统天下的公有制经济，后者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和共同发展的社会经济体系，可以说，这个“轨转”或“转型”是在公有制社会经济体系内进行。在这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最大特征，就是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一特征，无论从理论上讲，抑或从经济实践上讲，都有划时代的意义。 经济学说史告诉我们，大多数西方经济学一向奉行一个基本信条，即市场经济是私有制经济固有的产物，它只能在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而与公有制不相容。在20世纪30年代“社会主义大论战”中，西方经济学代表人物密塞斯和哈耶克断言，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只能建立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它不仅扼杀了市场机制，而且是一条通向奴役制的通道。二战后，一些主要西方国家在凯恩斯主义影响下，采取国家干预手段拯救资本主义私有制经济，对少数大企业实施国有化措施；但70年代末以来，随着凯恩斯主义的失败，仅有的一些国有企业也被私有化浪潮荡涤殆尽。于是，所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之说，更是甚嚣尘上。 在上世纪的大半个世纪里，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在理论上把市场经济和市场机制说成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死对头，而且在经济建设实践中（前苏联、前东欧国家以及1978年前的中国）都对它们极力封杀。可见，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家，二者立场对立，理论各异，但在所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上却是一致的。结果前苏联及前东欧国家均由于完全扼杀市场机制而使经济崩溃。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它们的经济都通过私有化转入市场经济，公有制连同社会主义旗帜均不见了。这实际上从另个方面为所谓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论调提供了佐证。 然而，中国选择了具有自己特色的道路：即把市场经济跟社会主义公有制结合起来。这是邓小平同志给中国人民所开辟的道路。邓小平同志于1978年创导了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与建设实践，并在总结国内外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中共十四大会议，创造性是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成为指导12亿中国人民从事改革与发展实践的指导思想。中共十五大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根据新的改革实践进一步发展了理论，特别是关于公有制实现形式及主体地位的理论，从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一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理论。 中国所走的这条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不仅在理论上是创新，即打破了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经济学长期一致公认公有制与市场经济不相容的教条，挣脱了来自“左”、右两个方面的思想桎梏；而且在实践上进行制度创新，即在历史上首次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邓小平同志提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重要特色之一就在于此。 （二）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关键在于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结合。问题是如何进行这种结合？必须要找到这二者结合起来的“结合点”，才能使这种结合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中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在改革的实践中找到了这个“结合点”，这就是通过企业改革，把国有企业建设成独立生产者和经营者，在公有制经济上为市场经济塑造它所必需的微观基础。这是整个经济改革中最基本或最关键的一环，其它各领域的改革（如财政、金融、价格、社会保障等）都须与之相适应或为之服务。 应该说，我们找到并且认定这个“结合点”，是经过一个摸索过程的。在改革初期，人们虽认识到旧体制的弊病在于权力过于集中，却多把目光凝聚在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行政性分权上，希望通过扩大地方权限来搞活经济，但未能如愿，因为这种行政性分权不可能营造出市场经济所必需的微观基础。事实上，在改革前的60—70年代，我国曾多次反复搞过行政性权力的“收”与“放”，经济实践的经验教训，驱使人们把目光转而凝聚到国家（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经济性分权上。因为作为微观经济基础的不是任一基层经济单位，必须是有经济灵魂或生命线的企业，即它有自己的产权、自主的经济行为和独立的经济利益，只有有了这个灵魂或生命线，企业才会有成本—收益这根中枢神经，才会有内在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所有的市场经济规律（价值规律、竞争规律等）才起作用，市场机制才能成为分配社会资源的基本手段。然而，传统的国有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完全成为政府的附属物，企业无权无责也无自身的经济利益，一切投资由财政部划拨，一切产品由国有商业部门收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