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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的外汇期货市场研究 人民币中长期均衡汇率水平决定于主要宏观经济变量变动 均衡汇率本身也是一个动态的概念。理论界对于均衡实际有效汇率决定的因素主要包括，相对人均GDP、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相对变动、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实际工资增速、储蓄率、经常账户收支、人均对外净资产等。当前人民币汇率正在逐步回归均衡，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预期增强，中长期内人民币均衡汇率水平也将随着上述主要宏观经济变量的变化而波动，需要建设外汇期货市场以丰富外汇交易品种，为实体经济提供多种规避汇率风险的工具。我国人均GDP增速放缓，与发达经济体差距缩小，人民币升值步伐将继续放缓。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定律，国家间和部门间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实际汇率长期变动的主要决定因素（Balassa,1964；Samuel-son,1964），本国劳动生产率的上升引致本币升值，劳动生产率下降则引致本币贬值。实证研究中通常以相对人均GDP作为国家间劳动生产率差异的代理变量。过去20年我国以美元现价计人均GDP年均增速达14.5%，以购买力平价计人均GDP年均增速为12%。同期日本、美国、欧元区以购买力平价计人均GDP年均增速分别为2.9%、3.6%和3.5%，远远落后于我国。人均GDP增速的差异，成为2005年汇改之后人民币持续升值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最近的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人民币升值幅度将收窄。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2年秋季预测，未来五年我国以购买力平价计人均GDP增速将下降到9.6%，日本、美国和欧元区将维持2.5%-4%的低速增长，我国与发达经济体人均GDP增速差距将大幅缩小，人民币升值步伐也将显著放缓。近年来我国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致工资水平上涨，构成国内通货膨胀压力，推升人民币汇率。McDonald和Ricci（2007）以及McDonald和Dias（2007）对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作区分，指出贸易品部门和非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变动对均衡实际有效汇率有不同的影响。一国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增长，引致贸易品部门实际工资上涨，在要素市场自由流动的前提下，将导致非贸易品价格上升，该国货币实际汇率趋于升值。若以单位劳动力创造的GDP简单地衡量劳动生产率，1990年代以来我国制造业部门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名义GDP年均增速为17.4%，金融危机爆发后的2009年该值一度下降到3.8%，之后逐步恢复，2011年制造业单位劳动力创造的名义GDP增速17.3%，基本持平于20年均值。这段时期，制造业部门名义工资也保持了两位数增速。制造业部门名义工资20年增速均值14.3%，2010年达到15.4%，超过20年均值。贸易品部门工资水平上涨，形成通胀压力并进而推升人民币汇率。非贸易品部门名义工资上涨趋势可能延续，通胀压力恐将持续，成为人民币升值预期的主要决定因素之一。虽然过去20年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持续上升，但是近期由于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速连续6个月个位数增长，预计近几个季度制造业人均GDP增速已经低于15%，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出现下降趋势。与贸易品部门劳动生产率下降趋势相并行的是，非贸易品部门名义工资增速开始呈现超过贸易品部门名义工资增速的现象。以批发零售行业为例，2004年以来该行业平均工资年均增速达到17.4%，同期制造业部门平均工资年均增速13.7%。由于城镇化进程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预计对非贸易品需求的增长将持续推动非贸易品部门工资上涨，中长期内将构成国内通胀压力，推升人民币汇率。国民总储蓄率下降，经常项目收支逐步趋于平衡，减弱人民币升值压力。对均衡实际有效汇率的分析，另一派具有代表性的观点是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Williamson（1994）以及Cline和Williamson(2007,2010)为代表的基本均衡汇率。这一理论认为，均衡汇率决定是内部经济达到充分就业和价格稳定、国际收支中长期内处于均衡状态时的汇率水平。2011年中国经常账户顺差的GDP占比下降到2.8%，经常账户逐步回归均衡，说明人民币汇率已经达到均衡水平。那么什么是经常账户均衡的决定因素？未来人民币汇率将如何变动？对于经常账户收支失衡影响因素的论述通常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经济学家（Krugman，2006；ObstfeldRogoff,2005,etc.），基于国际收支调节理论，认为本国货币升值将导致经常帐户逆差，而本币贬值则有助于经常帐户逆差调整。但是美国2002至2008年间的美元贬值和经常账户大幅逆差并行的状况，却说明贬值未必有助于经常账户逆差调整。2002年2月至2008年3月期间的美元实际有效汇率贬值近25%，同期经常帐户并未随之好转，2005年4季度美国经常帐户逆差的GDP占比一度达到6.5%的历史峰值，并且持续高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