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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德育软环境建设论文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弟子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这里的人当然是指一切人，“爱人”也就是爱一切人。孔子主张的对人的这种普遍情感，在《论语》文本中有多处体现。“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乡党》）。马厩失火，孔子却只问人不问马，然而马在当时亦为贵重之物。如《左传?庄公十八年》记载，“虢公、晋侯朝王。王享醴，命之宥，皆赐玉五，马三匹”，马被统治阶层用作礼物，同玉石一道赠送，可见马之珍贵。同时马也是一国军事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兵车之战斗力常以马乘之多寡为量，“百乘之国、千乘之国”正是对一国军事力量的概括。此外，笔者愚以为马厩失火，纵使伤人，其人当鲜为贵人，应多是地位较低的守卫之家奴。然而孔子只问人不问马，充分体现了他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和爱护。尤其重要的是，孔子的这种重视是不论身份、地位的。孔子尊重、爱护一切人，还体现在他的反战思想之中。如“子之所慎：齐，战，疾”（《述而》）。孔子对战争的态度，同面对祭祀、疾病一样慎重严肃。卫灵公询问孔子如何部署军队，孔子则直接拒绝说“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在孔子看来，“善人为邦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矣”（《子路》）。去除、消灭杀戮行为是孔子政治社会理想的重要目标。这些反对战争的思想，正反映了他对人之生命的爱惜。孔子对生命的珍视还体现在他对死丧、逝者的极其尊重。“见齐衰者，虽狎，必变。???凶服者式之。”（《乡党》）。“孔子看见穿孝服的，虽然平日很亲密，也一定要改变容貌。遇到穿丧服的，在车上俯身表敬意”[1]。《子罕》篇也记载说，“子见齐衰者，冕衣裳者与瞽者，见之，虽少，必作；过之，必趋”。见也即遇见，既然是遇见，就有偶然性。也就是说所见之人，自然不可能尽是孔子所认识的人。然而对这些穿戴丧服的死者家属、戴礼帽的、或是盲人（哪怕是幼于自己的年轻人），孔子都要站立起来，或是快步走过以示敬意。孔子对他们的遭遇的切身感知，以及严肃的尊重，足以证明孔子是在尊重他们本身，而绝非哪一个有特殊地位的人，或只是熟悉的人。也就是说，孔子这种认真而又严肃的尊重，其实是不论对象的，是无附加条件的，是对人本身的情感。《卫灵公》篇详细记录了，孔子与盲人乐师——冕的见面过程。“阶也”、“席也”、“某在斯、某在斯”，这些短短的、意在引领乐师行走的语词，所体现的无不是孔子对盲人的细微爱护和关照。孔子对这些身处特殊境况的人群（即使是偶遇的陌生人）的尊重，也再次深刻证明他对人的尊敬是普遍的、纯粹的。对于自己所遇见的、任何不幸的人，孔子都会一视同仁地表现出尊重与敬意。因此，这样的尊重、敬意必然是普遍意义上的，必然是超越一切外在条件的，必然是真正的人类之爱，是一种最深切的情感。“人能弘道”则是孔子人文观念的最高形态。这既包含了对人本身的高度尊重与热爱，也表达了对人之为人的深切期望。道是孔子最高理想的抽象性表达，如所谓的“朝闻道，夕死可矣”（《里仁》），“志于道”（《述而》）。就具体内容而言，孔子所求之道的质就是复兴周礼。所以孔子说“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雍也》）。鲁国正是周朝建立之初周武王分封给周公，由周公之嫡长子伯禽实际受封的领地，而晋国大夫韩暄子“周礼尽在鲁”（《左传?鲁昭公二年》）的感慨，也证明鲁国较为完好地保存了周朝的礼乐制度、文化。春秋末期愈演愈烈的“礼崩乐坏”让孔子痛心疾首，为了实现复兴周礼的社会理想，孔子提出了“人能弘道”，而这实质上也是对周代以来人文精神不断发展，这一历史潮流的顺应和总结。 继殷商而起的周代统治者，在宗教天命观上提出了与殷人完全不同的，“天命靡常”的观念。“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尚书?周书?蔡仲之命》），“天不可信，我道惟宁王（文王）德延（《尚书?周书?君奭》）。”在周人看来，殷政权的覆灭也正是因为其“惟不敬厥德，乃早坠厥命”（《尚书?周书?召诰》）。徐复观总结说：“周初人文精神的觉醒，不仅把殷人一般性地‘乃祖乃父’、‘先王先公’，集中到‘克明德慎罚’的文王一人之身，文王在宗教的外衣之下，实质上成了人文精神的象征”[2]。及至春秋时期，尚德思想进一步发展。如“苟非德义，则必有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天道无亲，唯德是授”（《国语?晋语》）。德甚至被统治者直接用作自己的代指，如“文王犹勤，况寡德乎？”（《左传?宣公十一年》）。此外，德还是人得以不朽的最高标志，“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表明（至少在当时的贵族、知识分子看来），德代替天命、鬼神，成为最重要的支配性力量和理想的追求对象。因此甚至有学者提出，这是德的本体意义上的觉悟，标志了由商周神文化向春秋人文化的根本或彻底转型。诚如冯友兰所言，“及春秋之世，渐有人试与各种制度以人本主义的解释。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