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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在生态语言学的应用 摘要:生态不可避免地成为21世纪的核心议题，而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生态语言学也应运而生，受到诸多学者们关注和研究。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国内外生态语言学研究的文献，比对隐喻与非隐喻两个研究范式，即语言的生态学和环境的语言学，分析其发展前景以及现存问题，探讨大数据应用于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前景与挑战。 关键词:生态语言学;隐喻;非隐喻;大数据 一、生态语言学的产生 作为生态学与语言学的结合，生态语言学受到国内外诸多学者关注，成为研究热点。斯提布于2004年搭建了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框架，并于2017年1月正式成立国际生态语言学学会组织，会员1000多人，这其中包括国内的黄国文教授和何伟教授。即便如此，至今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尚未成熟。目前，对该课题包含的术语的界定以及研究内容、范围和方法尚未形成明确统一的说法。当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主要分为两个方向:一个是把生态语言学理解为“语言的生态学”，语言被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另一个方向是把它理解为“环境的语言学”，其研究内容为语言如何作用于生态［1］。生态语言学的复杂性使得研究存在诸多困难，而传统的研究方法存在较大的局限性，大数据的发展给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带来了明朗的前景，也带来了挑战。 二、生态语言学研究的发展 黄国文［2］提出，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任务是研究语言的生态因素以及生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进而揭示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作用。斯提布在接受北京外国语大学何伟教授的访谈时提到，科技的进步导致全球化，而全球化导致全球范围内的消费主义，人类进入了“人类世”(也就是以人类为主的新时代)。在这个时代，人类与生态系统之间的关系变得尤其重要，因为这个关系是人类生命得以持续的关键。斯提布认为，从本质上说，生态语言学研究包括质疑那些支撑我们当前不可持续发展的文明的故事、揭露那些不起作用、正在导致生态毁灭和社会不公的故事以及探索更适用于我们当今世界的故事［3］。史蒂文森和菲尔把生态语言学定义为研究人类(作为个体、群体、种群和物种)为了创造一个更大的可以支撑他们生存的生态而利用环境的过程与活动以及研究这些过程与活动的社会与生态系统的局限［4］。总而言之，生态语言学的研究包含语言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以及语言与语言环境的关系。(一)生态语言学的两个研究范式。关于生态语言学，有隐喻和非隐喻两种说法。豪根［5］最先提出语言生态的“隐喻”说法，把语言和语言环境的关系类比为生物与生物的生存环境之间的生态关系，将语言环境比喻成生物生态环境。根据豪根的说法，语言生态学研究的是“某一特定的语言与该语言环境的相互作用”。诸多学者认可豪根语言生态的“隐喻”说法，称之为“豪根模式”，并开始进行语言生态研究。“豪根模式”认为，语言生态的研究焦点应当包括语言如何产生、发展、灭亡、语言的多样化以及如何保护濒危语言等，如研究强势语(如英语)的国家化甚至国际化、一些少数民族的语言濒危甚至接近消失、方言的边缘化甚至消失以及互联网通用语的一体化发展态势等问题。张丹［6］指出，语言发展的基础是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只有良好的文化生态环境才能确保语言的良性发展进而促进语言生态的平衡。只有确保语言生态平衡，才能保证文化生态的平衡，进而确保人类社会得以可持续发展。20世纪90年代，全球生态危机进一步加剧，全球变暖、环境污染、物种灭亡等生态问题为人类的生存前景敲响了警钟，有学者开始超越“豪根模式”，于是，“非隐喻”视角应运而生。韩礼德从生物的视角探讨生态与语言之间的关系，提出语言作为人类生存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类用来反映现实、构建世界的重要工具，语言在环境保护与环境恶化的问题上起到一定作用，并从系统功能语言学的视角解释生态环境存在的问题［7］。这一模式被称为“韩礼德模式”，它强调的是语言学家的社会责任，提醒语言学家要记住自己在环境保护方面能做哪些工作和贡献。语言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学者需要用批判的眼光鼓励、促进生态和谐的语言，反思和批判人们对自然的征服剥削以及对自然资源的榨取。斯提布与韩礼德观点一致，认为生态语言学的目标是揭示我们信奉和实践的故事，这些故事或许值得鼓励、推崇和发扬，或许需要改进然后理解地接受，或许应该要质疑、批判并抵制。他们把这些故事归类为有益性话语(如富有正能量的诗歌)、中性话语(如我们日常的多数语篇)以及破坏性话语(如鼓励人们奢华消费的广告语)。对这三类话语的区分取决于分析者的生态哲学，包括分析者的意识形态、价值观、世界观、受教育情况以及成长环境等。“豪根模式”和“韩礼德模式”都是语言学与生态学结合的产物，二者都代表了生态语言学研究的途径、方法和研究领域，既有所不同又彼此相关。菲尔特意使用了“SustainingLanguage”这个带有双关语的表达来涵盖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