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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法律制定的渠道 本文 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视法制的社会，在法律制定和公布方面构筑了较为完备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及法律能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除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及黄纯艳《宋代登闻鼓制度》略有涉及外，①尚未见有其他学者的成果发表。本文试就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作一探讨。 一、宋代法律制定的信息渠道 宋代修定法律的一个重要程序是广泛征集意见。宋人云：“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然后可以加功。故常置局多年，乃能成就。”[1]（刑法一之七）如朝外人士对法律有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向所属州军等处投状，再报申中书，等将来各地修改意见积累多了，由立法机构删定编修。对于好的修改建议，如将来法典采录施行，“则量事酬赏，随材录用”。建炎四年（1130年），大理卿兼同详定一司敕令王依奏言：修敕旧例，关报刑部，遍下诸州军等处，出榜晓示，诸色人等陈言编敕利害，于所在州县投陈，入急脚递，发赴都进奏院，本院赴部所投下，如看详得委有可采，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1]（刑法一之三四）此奏言为朝廷采纳。通常新编敕修定后，也有一段征求意见的过程。如天圣七年（1029年）《天圣编敕》修定进呈后，仁宗曾发布诏书曰：“见行编敕及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2]（卷一○四天圣四年十月己亥）详定编敕所回复说：“准诏，新定编敕且未雕印，令写录降下诸转运、发运司看详行用。如内有未便事件，限一年内逐旋具实封闻奏。当所已写录到海行编敕并目录共三十卷。”[1]（刑法一之四）熙宁六年（1073年），《熙宁编敕》编纂完毕，提举详定编敕、宰臣王安石等言：“新修编敕，虽已经审刑、刑部、大理寺、殿前马步军司等看详，尚虑事理未尽，欲更送中书、枢密院，再看详签贴，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学官吏等各具所见，申中书，送提举详定官看详，如当改正，即改正刊印颁行。”[2]（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辛亥）在法律生效之前，宋政府积极鼓励朝野内外对新修定的法律提出修改意见。上述做法，是一个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的立法活动，它可以集思广益，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法典法规公布后，在实践中如发现有缺陷，军民可通过各种途径向朝廷奏陈法律得失，凡有上书言法之不便者，“令中书、枢密院送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详议，仍照验前后格敕，倘须至改革，即具闻奏，更委中书、枢密院详酌施行”[2]（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官吏百姓“如见得见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2]（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癸酉）。除了已经修纂好的编敕外，对于编敕外陆续颁布的敕令（宋代谓之“续降”），天下官吏百姓亦可指陈得失。政和元年（1111年）修撰编敕，徽宗批准了宰相何执中的奏议，命各地“晓谕官吏诸色人，如有见得见行敕令、续（降）等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指挥到日，限两月内具状分明指说，实封，经所在投陈。随处州军附急递至京，仰都进奏院直赴本所投下”[1]（刑法一之二四）。宋规定：“诸事应立法及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应改者，皆具利害申尚书省或枢密院。即面得旨若一时处分应著为法，或应冲改条制，及传宣内降若须索及官司亲承处分，或奏请得旨者，并申中书省或枢密院待报。即被旨急速须合供应，待报不及、非干他司者，听随处审奏，奉行讫，申尚书省或枢密院。”[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哲宗曾下诏命令：“诸官司见行条制，文有未便，于事理应改者，并具其状随事申尚书省、枢密院。”[2]（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辛未）此外中央登闻检院设有检匣，军民“如指陈军国大事，时政得失，并投检匣，令画时进入，常事五日一进”[2]（卷一○七天圣七年闰二月癸丑）。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军民对法律的修改建议。中央朝廷设登闻检院和鼓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并置局于阙门之前”[4]（卷一六一《职官志》）。登闻检院和鼓院的设立，旨在保证国家法律和政治生活信息的通畅，使国家机器更好地运转。赵升《朝野类要》卷四《进状》载：“经检院者，圆实封奏机密军期事，朝政阙失利害及公私利济并军国重事。若经鼓院者，叠角实封，陈乞奏荐再任，已得指挥，恩泽除落过名，论诉抑屈事，本处不公及沈匿等事，在京官员不法等事，两院状封，皆长八寸。”宋政府还十分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庄绰《鸡肋篇》卷下载：“安鼎为御史，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天圣中期，一年中所判死刑多达二千三百人，如此高的死刑案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