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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宪法稳定与修改需求的平衡 本文 我国现行宪法自1982年制定以来,已经有了四次修改,出现了每五年就修改一次宪法的奇特现象,修改条文共有30条,而修改内容主要涉及社会经济制度、国家机构和公民基本权利。宪法修改十分频繁,这种修改是来自社会发展的内在合理需求,但是宪法的最高效力性同时也需要它保持持久的稳定性。宪法稳定与宪法修改需求性之间产生了二元矛盾。转型期中国宪政实践,急需寻求保持成文宪法传统稳定性与社会内在宪法修改需求性的价值平衡。 一、宪法稳定的重新定义 成文法国家,由于需要建立法律的信仰和权威,需要保持法律的稳定性,以便可以发挥法律对人们行为普遍调整力的功能。宪法作为国家最高效力法律,作为一般法律效力依据的来源,实现宪政和建立宪法信仰,更需要保持宪法持久稳定性。但是,传统法理学和宪法学观念都认为,宪法稳定性是指宪法在一定时期的不变动性。这种认识源于对宪法形式上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这一特征的逻辑推论,即认为宪法较之于普通法律具有更为严格的制定和修改程序,宪法往往不易修改,因而具有稳定性,这种基于宪法形式上的特征而得出的有关宪法稳定性的认识,是一种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学者将形式上的宪法稳定作为价值目标,原因之一在于宪法意识的培养、宪法崇拜和宪法信仰的建立的需要。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虽然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没有揭示出宪法稳定性的实质,基于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而追求的所谓宪法稳定性也只能是宪法形式上的稳定。[1](P21-24)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追求的宪法形式上的稳定并不一定是宪法的真正稳定。从宪法发展的历史来看,徒具形式稳定的宪法,不能对社会生活进行有效的调控和引导,往往没有实际意义和现实作用。形式上的宪法稳定观是由于成文宪法国家宪法实践以来所具有的形式长久的稳定性,宪法很少被经常性修改而得出的,这种观点忽视了宪法习惯和宪法法律的改变,只是对狭义宪法文本的观察,并没有描述宪法真实状态。在不成文法国家,宪法形式稳定性就在逻辑上将不成文宪法的稳定性问题排斥在其解释体系之外。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作为一种解释宪法稳定性的观点,缺乏对不成文宪法稳定性的说明,既不具备理论的普适性,更不能对现实的宪法状况(稳定与否)进行解释。而形式宪法稳定观会将宪法稳定的相对参照坐标定为了静止的宪法原始文本,将宪法陷入追求单纯形式上的稳定而排斥对宪法做较大性修改0但又不能解决社会发展对法律发展的需求的困境,从而导致宪法既要保持形式稳定又难适应社会发展的宪法自身危机。解决传统宪法稳定观与宪法修改需求性矛盾的途径,在于寻求宪法稳定观的发展性参考对象,将社会发展作为修改宪法的需求性根源,从而发展出宪法稳定观的二元内容,即宪法形式稳定与宪法实质稳定。形式宪法稳定观与实质宪法稳定观的结合,能在吸收形式意义的宪法稳定观合理性的同时较好克服形式意义宪法稳定观的理论缺陷,另一方面具有防止和消除社会转型时期可能出现的宪法危机的实践功能。因为,宪法与其他法律一样是社会生活规则的法律表达形式,是社会生活需要而产生的,同样需要保持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宪法的意义和生命在于对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进行组织和调控,而其基础和前提是宪法能否反映存在于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中的宪法规则。单纯维护宪法文本的持久不变性从形式上可以达到原始宪法文本更为广泛传播和被知晓,可以达到宪法被认识的目的,但是实际上是难以到达真正的宪法信仰和建立起对宪法崇拜的,因为如果宪法文本落后于社会发展,不能反映和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是难以使人们真正建立起对宪法的尊重感和信任感,如此宪法信仰意识培养的目标追求就会落空。实质宪法稳定观并不在乎对宪法做多大修改,关键是宪法能否适应社会发展和人们真实需要。实现宪法实质稳定,需要建立起正确的立宪、修宪观念。只有正确的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宪法的科学性,从而赋予宪法以稳定性内质。正确的宪法指导思想应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所处的历史发展阶段的正确认识和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正确把握之必要基础之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发展方向或发展目标的科学预见,它不但能为宪法提供合理存在的现实基础,而且能保证宪法的规定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基本一致,从而从根本上保障宪法的长期稳定性。[2](p141-146)改变过去宪法形式上静止的稳定观,坚持相对的宪法稳定观,宪法稳定性相对的是宪法赖以依存并发挥作用的那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它既不是相对同一法律体系的其他法律,也不是其他国家或政治社会的什么宪法、宪章。 二、社会转型期对宪法修改的内在需求 1982年宪法施行以来,也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期的大激荡时代,社会结构和经济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制度也在发生着改革。社会的发展对宪法提出了修改的需求,如是为了回应社会的发展,我国宪法共进行了四次修改,基本上是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