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作家农业合作化材料作品.docVIP

少数民族作家农业合作化材料作品 众所周知“，农业合作化题材作品”是特定历史中的产物，是与我国建国初期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合作化运动密切相关的，也正是由于这类作品与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的关系之紧密已胜于作品与艺术的关系，因此在20世纪80年代多被认为是“政治的附庸”或“特定时代的产物”，而较少全面研究其艺术价值。当历史的一页又被翻了过去“，对这段文学的叙述进入两难境地，既不能肯定大批判的思路，也不能回到由过去命名而形成的叙述成规，真所谓‘左’边是深渊，‘右’边是陷阱，至少用一种简单的非‘左’即‘右’、非此即彼的分析和判断问题方式是行不通了”[1]。当代文学的研究学者重新将目光置于“十七年”文学之时，也认为对这段特殊时期文学的研究“不仅是对过去一段文字历史的探讨与评价，而且也关系着20世纪下半叶整个中国文学命运的思考。它所提供的历史经验对当下文学灵魂的设计，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2]。然而，如何对其定位研究与评判鉴赏才是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既然非“左”即“右”的评价行不通，而掌握其中的“度”又是如此难以把握，看来只有先“把历史还给历史”，而后在这还原了的历史文化生态环境中进行作品细读了。 整体看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历史，不难看出其总体方向是以较快速度地发展壮大前进的，但仔细研读史料会发现这场运动也并不总是朝一个方向往前冲的，其发展也在根据具体数据而不断进行一定的调整。从1951年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开始，直至1958年人民公社的建立，各地不断推进农业合作化，1952年上半年的数据就显示农业合作社已占全国总农户的40%左右，但是从各地农业合作社的调研报告中，中央也发现了其中存在一些农业合作社的发展有冒进偏激的问题。因此，1953年3月8日，中央便通过了《中央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之后也通过了《中央同意中南局关于纠正试办合作社中急躁倾向的报告》等纠正各地急躁冒进工作的指示。但走合作化道路依然是不容更改的，在1953年12月《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与宣传提纲》中就明确写道：对农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必须经过合作化的道路。1953年10月与11月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也表明了这一态度“：华北现有6000个社，翻一番——摊派，翻两番——商量??????控制数字不必太大，地方可以超过，超额完成，情绪很好”“，‘纠正急躁冒进’，总是一股风吧，吹下去了，吹倒了一些不应当吹倒的农业生产合作社”[3]。这种发展与控制的反复一直存在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道路中，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个新生事物在一个全新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里的发展，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了。虽然在农业互助合作发展的指示与毛泽东的讲话中都提到，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尚未完成土改，可以暂时不搞，但历史证明，远在祖国西北边陲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投身于这场运动之中，只是由于具体情况的不同而略有区别。1954年2月10日，新疆省人民政府宣布了全疆57个县、3个市，共1520个乡的土地改革胜利完成，而此时的中国大部分农村开展农业生产合作运动已有些年头了。新疆则在此之前也已初步开展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了，在1953年12月召开的新疆省第四届生产会议上，王恩茂作了题为《为大力搞好互助合作运动，逐步实现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奋斗》的报告。在1954年3月新疆分局向中共中央呈报的《关于新疆互助合作工作的汇报提纲》中显示，当时全疆已成立农业互助组58773个，参加互助组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30%，但当时全省仅有10个生产合作社；到1954年9月，合作社就已达到138个了；1955年冬季后其发展速度更快，全区入社农户达总农户的85%以上。新疆不仅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区，维吾尔族中有不少人从事手工业劳动，新疆同时也是祖国重要的牧区，因此，新疆的合作化运动也极其重视手工业合作社与畜牧业合作社的建立，这自然也是新疆手工业与畜牧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954年年底中共中央新疆分局所作出的1954年工作总结中便显示，新疆已建立牧业互助组1780个，并在试办试验中也在不断调整畜牧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方法与政策措施。1955年5月中共中央新疆分局召开常委会议，要求各地党委要从新疆地区的特点出发，按照社会需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手工业合作化运动。到1956年2月2日，仅乌鲁木齐市的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组）便已达到了89个，参加合作社（组）的手工业者已占全市手工业者总数的97%。 当然，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评判农业互助合作生产的是非曲直，而是那些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尽管这类作品有图解政策、宣传合作化、过于贴近意识形态之嫌，但我们也难以否认在这样波及全国的运动中，身处其中的作家的确乐意展开这一时代所赋予的话题。这与新的政治话语的普及、新的文学观念的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