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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立法机制论文 长期以来，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在落实国家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战略决策，促进民族地区教育文化事业发展方面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201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动员、鼓励、引导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干部群众把自己的努力同国家的扶持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开发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改善生产条件，增强自我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同时对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公共文化和教育文化进行了具体部署。上述举措，虽为保护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化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对于我国资源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来说，立法保护力度还远远不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扶贫工作模式在探索中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区域式扶贫和开发式扶贫三个阶段。20世纪80年代，经由紧急救济计划和依靠民政救济系统使贫困户渡过生活难关，属救济式扶贫，此为第一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经由推进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的经济增长而拉动当地贫困人口脱贫，属区域式扶贫;第三阶段是1994年至今，通过把扶贫对象从区域改为单个家庭，即以富县转为富民，依靠大项目及重点工程辐射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属开发式扶贫。持续有效的扶贫开发工作极大地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贫困状况。然而在三种扶贫机制作用下的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却出现了与经济发展相反的逆势。 救济式扶贫阶段，因贫困人口数量庞大，政府只能通过调解资源配置的方式进行扶贫。由于少数民族聚居区往往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地群众难以从根本上脱贫致富，大多只能依靠扶贫专项资金解决温饱，客观上滋生了被救助群体依赖思想的产生。还有一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温饱尚无力解决，保护民族传统文化更无从谈起;开发式扶贫阶段，国家调整了扶贫工作方式，扶贫工作从单纯的外部性输入转为内部性的经济开发，在国家各部门相应政策的引导下，少数民族地区逐渐探索出适合自身特点的脱贫道路，依托本地区传统文化资源发展旅游事业，这一扶贫开发策略虽然找到了适合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之路，但在地域经济持续发展的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被破坏性开发而疏于保护的现状则带来了更深层次的隐忧。随着国家对贫困地区扶贫开发工作和对少数民族文化传承保护的持续重视，各地区、各级党政机关也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进行贯彻落实。但在实际工作中，各少数民族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着“说起来重要，干起来不要”的矛盾情况。 少数民族地区的各级领导干部，大多趋向以投入了多少资金、建设了多少设施、解决了多少人的温饱作为衡量领导干部是否称职的标准。扶贫政策很少关注少数民族群众民风民俗、心理流变、手工技艺等传统文化内容，很少立足于民族和地域特点对少数民族文化进行保护。在一些地方的扶贫开发过程中，少数民族文化工作不仅让路于地方经济发展，有些甚至成为了过度开发和资源消耗的牺牲品;个别地区甚至认为少数民族文化是保守封闭、落后简陋的标志，人为加以破坏，削弱了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价值。当前，扶贫开发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工作滞后的成因是多方面的，既有历史和自然的因素，同时也是由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所决定的。综合分析，主要是在思想认识上和具体做法上存在误区。 (一)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认识上存在误区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整村推进、产业化扶贫、移民搬迁等方式帮助少数民族群众迅速脱贫致富，取得了显著成果。〔1〕但从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扶贫开发的立足点必须建立在对少数民族文化充分尊重的基础之上，否则就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在大多数少数民族群众聚居区，传统的生活方式和世代居住的独特地域是少数民族维持和延续本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和有效载体，但在这些地方，文化多样、风景优美成了贫困落后的代名词，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特别是地方主管部门领导，将少数民族群众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视为导致贫困的根本原因，不惜以改变当地居民传统的生活方式作为扶贫、减贫的有效措施，最终堕入了“越扶越贫、越贫越扶”的怪圈，同时也引发了个别少数民族地区对国家救助依赖性增强等一系列值得关注的问题。不可否认，当下很多地方政府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先发展经济、后保护文化”的错误认识。实际工作中，都愿意把投钱、给物作为扶贫工作的重点，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各级“经济发展优先，其他工作让路”的错误思想。 (二)扶贫开发工作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做法上存在误区一些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由于地处偏僻，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相对滞后，经济文化发展基础也相对薄弱，造成了少数民族地区群众不能根据自身实际和文化优势决定自身的发展方式，只能听从主管部门和投资单位对当地的发展规划。近年来，在扶贫开发政策的激励扶持下，一些地方借助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资源，走上了发展民族旅游和特色产业的发展之路，既保护和弘扬了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丰富了当地居民的文化生活，又使当地少数民族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