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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GE \* Arabic 1 — 论合同解释的原则(一) 论合同解释的原则(一)  【  将当事人的特别约定置于与来源于公共权力的法律同等的地位，即赋予当事人的约定以强制力，是对意思自治原则的直接确认。5]1896年《德国民法典》的颁布标志着以意思自治和契约自由为中心的抽象的契约理论的最终完成。它虽然没有以明确的言词表明契约自由或意思自治，但却处处体现出契约自由的底蕴。6]契约自由具体可以分解为是否缔约的自由，选择相对人的自由，决定契约内容和形式的自由。人类社会早期的法律来源于习惯法，经历了从诸法合体到部门法分立的过程。司法制度也从首领（君主）一身数任走向司法职业化。审判模式呈现出从纠问式向对抗制发展的态势。司法具有被动性，法官不诉不理，只能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做出裁判；司法具有中立性，法官应该居中裁判。在纠问式审判模式下，法官积极主动，过分介入当事人的争端，在中国古代甚至以刑讯手段审理民事案件，其结果往往导致误判。合同解释的最小介入原则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裁判的态度上，基于意思自治的要求，法官应该尽可能以超然的姿态面对当事人的争议。其次，在合同解释的对象方面，应仅限于争议的条款。关于解释的对象，学界有两种观点，一种认为合同解释的客体不仅仅是发生争议的条款，没有争议的合同条款同样需要解释。7]另一种观点认为合同解释的对象仅限于争议条款，非争议条款只可作为解释的参照，而不是解释的对象本身。理由是如果允许法官对合同的非争议条款进行解释，就容易造成公权对私法的过分干预，为法官滥用司法权力打开方便之门甚至是法官替当事人订立合同。同时，合同的解释毕竟是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如果双方当事人对合同条款无争议，就应该认为事实清楚。8]笔者认为，第一种观点强调了合同解释的整体性，也符合我国当前司法实践中法官普遍积极主动的实情，可以成为法官行为合理化的理论支撑。但是，这种做法除了可能导致公权的滥用外，还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降低了审判效率，浪费了司法资源，并增大了误判的可能性，增加了当事人的讼累。二、宁使合同有效原则法官在对案件进行审理时，首先应该对合同的效力作出判断。合同效力，是指法律赋予依法成立的合同具有拘束当事人各方乃至第三人的强制力。9]合同无效，指当事人所缔结的合同因严重欠缺生效要件，在法律上不按当事人合意的内容赋予效力，10]我国合同法第5条规定了合同无效的五种情形：即一方以欺作、胁迫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双方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以上合同属于自始无效，全部无效、绝对无效。法官应依法直接判定无效，后果由当事人承担。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并非所有合同的效力都是清晰易辨的。由于词语的多义性和词义的不确定性，按不同的义项解释可能得出效力完全相反的结果。对此，法国民法典第1157条规定：“一项条款可作两种解释时，宁取该条款能够产生某种效果的解释，而不取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的那种解释。”11]意大利民法典1367条规定：“在有疑问的情况下，不应当将契约或个别条款解释为无任何效力，而应当在可有一定效力的意思内进行解释。”12]英美法系判例也确立了“与其使其无效，不如使其有效”规则（utresmangisvaleatcumpereat）。13]美国学者科宾认为：这一规则意译过来就是：一个文书，应按使其产生法律效力而不是使其无效的方式来赋予意思。这并非一个要求法院必须对文书赋予这样的意思的规则，而只是在其他因素并不导致相反的确信时，赋予文书以这样的意思较为妥当的政策。14]科宾的观点似乎认为首先要考查合同无效是否成立，强调确定无效的合同不适用这一原则，并认为这一原则的运用乃是政策选择的结果。我国学者何宝王认为：如果对协议进行某一种特定的解释将使合同无效，从而使当事人明显的合同意图受挫，另一种解释虽然从字面上看不那么恰当，却能产生不同的效果，那么，只要后一种解释能够得到合同中任何东西的支持，就应当采用后一种解释，使当事人的合同意图生效。15]这一规则的内容可以具体化为两个方面。首先，在合法性方面，当使合同合法的解释与不合法的解释均有理由或立时，应当采用使合同合法的解释。其次，在有效性方面，当使合同有效与无效的解释均有理由成立时，应当采用使合同有效的解释。宁使合同有效原则的出现乃是私法自治的必然要求。合同只要不是违反法律强制性规定，即使有细小的瑕疪，也应尊重  当事人的合意尽可能维持其效力。在商品经济社会里，宁使合同有效原则有利于促进流通，稳定交易秩序。何宝玉教授的解释强调了应该尽可能寻找依据使合同有效而不是先考查无效是否成立，更符合这一原则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