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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法律制度问题及启示 摘要：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在“一带一路”上的中亚地区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近年来，中乌两国双边投资额增长显著，投资规模不断扩大，但也存在投资相对规模小、流量波动大、形式单一，且呈“单边性”等问题。通过对乌国投资法律制度分析发现其投资立法“双轨制”模式使得“国民待遇原则”难以落实，同时投资立法指导思想的演变也造成法律更替频繁、适用周期短且易出现分歧，具体投资法律制度的变迁又致使投资法律体系繁杂、矛盾丛生。投资法律制度的障碍是造成对乌投资的年际波动性以及投资风险和成本加剧的主要原因，进而通过国家和企业层面推动和保证对乌投资发展和自由化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法律制度；问题及启示 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以下简称“乌”或“乌国”）处于中亚的中心地带，是中亚第二大经济体，在中亚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发展对乌经贸关系，特别是对乌的投资，对于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至关重要。自1992年中乌建交以来，两国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从双边贸易状况来看，2000年后中乌双边投资额呈逐年增长，至2016年，中乌双边贸易额已达36.14亿美元，同比增长3.4%，在乌国投资的中国企业也由1993年的20家发展为2016年的近704家，中国超越俄罗斯成为乌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诚然，中国在乌的投资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但相较于中亚地区其他国家，中乌两国双边投资仍处于较低水平。目前，在扩大双边投资中，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中乌双边投资的现状与问题 （一）投资规模较小，投资流量波动明显。乌国是中亚地区的第二大经济体，但中乌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却与乌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地位并不匹配。尤其与中国对中亚地区投资总额相比，中国对乌投资额在其中所占比例仍然偏低（见表1），且对乌投资较易受到国际环境与两国国内环境的影响，投资波动明显。如表1所示，2016年中国对中亚五国直接投资总额累计914，337万美元，其中对乌直接投资总额在中亚五国中处于倒数第二位，且与中国直接投资额度最高的哈萨克斯坦相比，仅为其19%。自中乌两国建交伊始，中国在乌企业数量少、规模小，且基本集中于食品和服装加工、餐饮等非生产领域。1993年，中国在乌设立的合资企业仅20家，截止至1996年，这一数字仍不足90家，而其中形成规模的更是屈指可数。1997年至2003年，中乌贸易步入曲折前进的阶段。受乌国内环境和政策变化的影响，中乌双边投资持续波动。进入本世纪以来，中乌在投资领域虽然保持发展势头，但呈现不稳定的特征。2003年—2016年间中国对乌投资存量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波动性较为明显，投资流量甚至在2010年、2012年分别出现负增长。而且与同一时期中国在中亚其他国家的投资规模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二）以直接投资为主且间接投资形式单一。根据中国海关提供的数据，2015年中国对乌国投资总流量为12,789万美元，其中直接投资占比超过80%。这一比例远高于中国对中亚哈萨克斯坦以及对南亚发展中国家投资中所占的比例。据乌方统计，截至2016年中国对乌直接投资超过65亿美元，而对乌间接投资却数量有限且形式非常单一，主要是中国向乌国提供优惠的出口买方信贷和低息贷款。造成这一情况的主要原因是，乌国于2003年10月实施汇率并轨后金融市场虽然恢复稳定，但金融体系整体规模小，截至目前总资产仅为270亿美元，且金融市场相对封闭，开放程度有限不利于外资的进入。同时，乌国经济总体思路主要体现在通过扩大直接投资、鼓励兴办企业、利用当地原料生产加工进口替代和出口型产品上，以解决其外汇短缺、外流和就业困难等问题，金融领域并不是鼓励外国投资的重点领域。（三）中乌投资互动少。中乌双边投资缺乏“互动性”，呈现出明显的“单边性”，即在双边投资中，绝大部分为中方对乌的投资。在中乌经贸往来日益频繁、中国对乌投资日益扩大的同时，乌对中国的投资却十分不稳定，直至2007年，乌在中国的合资或独资企业只有3家。在2010年至2014年间，乌没有开展任何对中国的投资活动。这种投资的“单边性”将使得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沟通交流减少，企业之间无法进一步增进了解，从长远来看，并不利于双边经贸的持续健康发展。（四）中乌间投资缺乏持续性投资缺乏持续性、持续时间短是中乌双边投资中的另一大问题。由于中乌经贸关系一直以来受到许多非市场因素的影响，导致中国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在乌国常常受其法律政策变动的影响，处于“风雨飘摇”的境地，以致无法形成长期的投资。 二、乌兹别克斯坦投资法律制度问题 （一）投资立法“双轨制”模式与“国民待遇原则”并行。乌国的投资立法采取“简单双轨制”模式，即主要通过统一法典形式就外国投资活动中最基本的问题加以规定。这种投资立法模式将内外资活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