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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心理与文化的翻译 本文 诸多学者曾阐述过翻译活动与文化心理的关系[5][6][7]认为翻译不仅是两种语言的转化过程，也是文化心理的转化过程。译者作为本土文化的携带者对源语的解读往往是基于自身的文化背景，对原作的理解受到习惯性思维模式的影响，往往不可避免地注入了自己的文化因素。因此，不难理解为何翻译过程中会出现文化失真、文化丢失或文化意象错位的现象。正确的文化心理有助于译者将现有的语句与已有的社会文化背景知识相结合，合成新信息，形成对源语的正确理解。文化心理学属于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领域，后者主要研究文化、传统以及社会实践对人类普遍心理的影响，前者主要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社会实践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影响认知过程的发展。文化心理学认为文化和心理（心智）是密不可分的。没有一条通用的规则可以解释心理机制是如何运作的，产生于一个文化背景下的心理学理论植于另一个文化背景下却不一定行得通。“翻译是人类的信息处理行为，翻译过程的认知模式把无形的理论原则具体地呈现出来。翻译流程模式（Bell提出用一种图式来描述翻译过程中心理知识的处理和检索过程）反映的是翻译的心理学现象，译者的背景知识（心理词库和心理表征）是信息加工（理解与表述源语文本）的基础保障。”[4（]p94）“翻译中最大的困难就是两种文化的不同。”[8（]p11）转喻依附于语言实体，语言又是文化的载体，产生一定的心理影像，我们可以尝试通过心理影像来探究转喻的运作过程以及转喻的翻译策略。 “图式是认知的基础，对以后获得的信息进行识别、匹配、调整、重组和记忆。带有文化色彩的认知心理表征以概念图式的方式贮存在我们的记忆中，形成了特定的认知文化图式。”[4（]p101）笔者将根据源语转喻中的文化信息在目的语认知模式中的呈现情况，归纳出四种图式现象：文化图式的对称，文化图式的缺失，文化图式的不对称和文化图式的相异。基于人类基本的思维和认知方式，英汉两种语言之间可能会表现出某些共性。源语转喻的相关文化图式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可以形成相应的文化图式，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对称。例如，英语“NapoleonlostatWaterloo.”在汉语读者的认知模式中会出现“拿破仑，滑铁卢”等内容，形成相对应的文化图式。源语转喻所蕴涵的特定文化内涵形成的相关文化图式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根本不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缺失。例如，汉语“巾帼不让须眉”的相关文化图式在英语的认知语境中出现空缺。这种情况下，译者在目的语中无法找到可以匹配的相关语言形式，如果翻译不当，译文读者在认知推理、意义构建过程中难以把握原作的命题思想和命题意图，造成理解上的错误。英汉两种语言的表达习惯不同，源语的某些转喻用法在目的语中没有相对应的转喻形式。源语转喻中的语言符号没有特别的概念意义，但是，它的联想义、内涵义或民族文化色彩所形成的相关文化图式在目的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不完整，甚至不存在，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不对称。例如，汉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其中的“蛇”和“井绳”并没有特别的概念意义，但是，由此联想义形成的文化图式在英语读者的认知语境中却不完整。英语习惯用scaldedcat表达“被蛇咬的人”，用coldwater表达“井绳”，传达与汉语相同的喻标———害怕遭遇类似的挫折。这种情况下，译者无法找到完全匹配的相关语言形式，容易受误导进行错误的图式匹配。源语转喻中的语言符号在目的语中可以找到相对应的语言符号。但是，由于不同的文化习俗赋予相对应的两个语言符号不同的联想义或不同的民族文化色彩，甚至不同的概念意义，导致相关的文化图式各不相同，甚至相互冲突，这种现象被称之为文化图式的相异。例如，汉语“龙的传人”有其相对应的英语语言符号“descendantsofdragon”。但是，“龙”与“dragon”在汉英两种语言中却带有大相径庭的联想义。如果原文作者和译者按各自的认知习惯去理解转喻“龙的传人”，难免造成译文的错误或偏差。 诸多学者对转喻的翻译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卓有见地的翻译方法。韩启毅在2000年针对转喻的翻译问题曾提出过“直译”、“意译”、“增译”和“注释”四种翻译方法；[9（]p30）郑雅丽在2004年曾提出过“直译”、“引申”和“意译”三种转喻翻译方法；[10（]p12）邓国栋曾在2007年从认知语言学的角度提出过“转喻认知模式的对等激活”、“转喻认知模式的附加激活”、“转喻认知模式的对等激活加注”和“转喻认知模式激活的归化”四种转喻翻译策略；[6（]p16）张辉曾在2010年对转喻的翻译转换问题进行了探讨，针对源语中使用的转喻喻体，根据具体的语境，提出了“采用目的语对应喻体”、“采用目的语特有喻体”、“采用源语喻体+喻标”、“采用源语喻体+注释/译者按”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