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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与语言的关系特点 语言与文字的关系问题，是语言文字学的基本问题之一。这个问题不弄清楚，许多问题就讨论不下去。 一、中外学者关于文字与语言关系的讨论 1.1索绪尔关于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观点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在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中，首先指出了人们的“错觉”: 语言和文字是两种不同的符号系统，后者唯一存在的理由是在于表现前者。语言学的对象不是书写的词和口说的词的结合，而是由后者单独构成的。但是书写的词和它所表现的口说的词紧密地混在一起，结果篡夺了主要的作用:人们终于把声音符号的代表看得和这符号本身一样重要或比它更加重要。这好像人们相信，与其看他的面貌，不如看他的照片。 这种错觉是任何时候都存在的……只这一点已足以表明语言是怎样离开文字而独立的。 接着，索绪尔分析了产生这种“错觉”的原因: 但是文字何以有这种威望呢? (1)首先，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书写的纽带尽管是表面的，而且造成了一种完全虚假的统一性，但是比起自然的唯一真正的纽带，即声音的纽带来，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视觉形象比音响形象更为明晰和持久，因此他们更重视前者。结果，书写形象就专横起来，贬低了语音的价值。 (3)文学语言更增强了文字所不应该有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字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语言显然要受法规的支配，而这法规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规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到头来，人们终于忘记了一个人学习说话是在书写之前的，而它们之间的关系就被颠倒过来了。 (4)最后，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龌龊的时候，除语言学家以外，任何人都很难解决争端。但是语言学家对这一点没有发言权，结果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于是文字就从这位元首那里僭夺了它无权取得的重要地位。 索绪尔进而从拼音文字“写法和发音发生龌龊的后果”分析原因:这一切的明显后果是:文字遮掩住了语言的面貌，文字不是一件衣服，而是一件假装…… 另一个结果是:文字越是不表示它所应该表示的语言，人们把它当作基础的倾向就越是增强；语法学家老是要大家注意书写的形式。从心理方面说，这是很容易理解的，但会引起令人烦恼的后果。人们使用“念”和“念法”这些字眼，就是把这种滥用奉为神圣不可侵犯，而且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 在人们的心目中，“把文字和语言间的真正和合理的关系给弄颠倒了”以后是怎样一种情形呢?索绪尔认为: 假如一个人从思想上去掉了文字，他丧失了这种可以感知的形象，将会面临一堆没有形状的东西而不知所措，好像初学游泳的人被拿走了他的救生圈一样。……因为声音脱离了书写符号，就只代表一些模模糊糊的概念，所以人们还是宁愿依靠文字，尽管那是会使人上当的。 看来，颠倒语言和文字的关系，或者把二者混为一谈，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在字母文字的国家里也普遍存在。任何语言，只要它有相应的文字，就除了索绪尔所说的“音响形象”(语音形式)以外，又多了一种索绪尔所说的“视觉形象”(书面形式)。这就使人产生一种错觉，好像口说的语言是从书写的语言产生的，也就是说，语言是从文字产生的，文字是土壤，语言是土壤中生长出来的禾苗。而事实恰恰与他们感觉相反:语言才是土壤，文字才是禾苗。 1.2汉字和汉语 翻开中国语言文字学名著《广雅疏证》的卷首，可以看到清代大学者段玉裁和王念孙的两篇序言。段玉裁的序言中有这样一段话:圣人之制字，有义而后有音，有音而后有形；学者之考字，因形而得其音，因音以得其义。治经莫重于得义，得义莫切于得音。 王念孙的自序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道理:窃以训诂之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寤，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杂之讥，亦所不辞。 这段话明确阐述了概念(义)、语言(音)、文字(形)三者之间的关系。如果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解释，那就是:概念、语言、文字是完全不同的三样东西，它们之间并没有谁等于谁的必然联系。人们交际的最终目的是表达概念，在口头交际中，头脑里的概念要借助约定俗成的有声言语形式来表达，在书面交际中，有声言语形式要借助约定俗成的书写符号来表达。文字并不能直接表示概念，如果没有有声言语作为基础，文字便完全丧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