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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企业管理学论文 管理学有着很强的实践性和艺术性。因此，管理学不能闭门造车，管理学的理论要与时俱进，始终保持与管理实践的密切关系。然而，目前的管理学研究存在很多问题，最根本的是学术研究与商业世界严重脱节[1]，主要原因是由于对“中国情境”和“管理学本土化”以及基于传统文化构建的“东方管理学”等概念和理论的不清晰和争论。这种现状说明对基于本土发展管理理论认知缺失和其逻辑构建的缺失。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管理学对西方主流管理研究范式和定量研究的过度依赖，导致研究“僵化”，而这种僵化不断地得到系统性和体制性的加强，从而将管理学研究和研究者“异化”。因此，“直面中国管理实践”是当今中国管理学界面临的最大挑战[2]。面对现状，很多学者在管理学本土化研究管理方面已经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如苏东水的中国的东方管理科学、成中英的C理论、成思危的复杂性系统管理、曾仕强的中国式管理的M理论，以及席酉民的和谐管理理论等[3]。可见，这些探索都是中国的文化和管理实践结合研究的尝试。因为在管理理论和研究范式的背后，文化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研究者认为，社会科学的研究不能只是依附于西方管理理论，各个国家的文化传统是不一样的，尤其是中国的文化与西方的文化存在诸多差异，必须审慎考察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关键作用[4]。制度、民族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深层次的信念结构，这些信念结构是左右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力量，也是一个国家强弱的根源。摆在中国管理学界面前的任务是挖掘并重视这些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信念结构”，并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变革”[5]。因此，本文的主要目的和研究贡献在于：第一，阐释中国管理本土化理论和实践背后的理论基础，即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和文化主体性的理论和相互的辩证关系。第二，基于文化的深层分析，提出文化基因的概念，并基于此阐释中国特有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是中国管理本土化研究的基础。第三，探讨当下管理学本土化面临的几个问题。 一、文化自觉、文化自信与文化主体性下的管理学本土化 “西学东渐”缘于西方的强大，但是盲目地全盘照搬西方理论，则是缘于自我和实践现实的认知缺失。西方基于自身的价值观等来审视外界，但我们不能基于西方的价值观来审视自身。出自经验主义的个人主义是现代西方的主流意识形态，衍生出具有西方特色的自由、民主、法制、人权、资本主义，西方以这些理念定义自己、衡量别人[6]。西方管理理论也是基于这种意识形态对其实践的审视，因此必有其局限性。由于长期引进和学习西方理论，以致我们自己的中国特色管理研究的学者们缺乏积累与底气，自说自话，没有建立起自己的知识体系和价值观[2]，甚至在管理学研究中以美国的价值标准来分析和评价中国的管理问题。可见，管理研究者缺乏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主体对自身文化的认同、肯定和坚守。文化自觉是文化自信的前提，文化自信是建立在文化自觉的基础上的。没有深刻的文化自觉，就不可能有坚定的文化自信[7]，从而就无法获得相应文化的主体性，无法辩证地认识和研究西方和中国管理实践和理论。为此，需要正确对待文化自觉、自信和主体性，了解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从而为展开管理学本土化研究建立思想根基。目前造成文化自信缺乏的原因是一些人对文化的认识存在两个显著的不平衡，一是中西文化比重的不平衡，二是人文文化和科学文化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体现在教育中就是对中华文化关注不够，而西方文化却占极大比重[8]。然而，如今就经济实践而言，与经济实力相比，我们在文化实力方面所占的份额其实是比较落后的。我国的经济总量已是“世界第二”，但是我们的文化、文化产品差得还很远[9]。这说明两点：第一，我们经济发展的强大实力；第二，不仅是管理学，而且是在更宽泛的文化和人文领域，我们的相关研究都相对滞后和不足。可见，管理学本土化理论建立和发展是实践的需要，也是建立文化主体性的需要，更是文化自信在管理学领域的体现。 二、文化基因：管理学本土化的基础 中西文化的差异体现在以下两个层面的差异。首先，就社会层面而言，有学者认为，中西社会的差异最早可以溯源到中西在进入到文明社会门槛的时候产生的一个分歧。西方古希腊的个体意识开始独立，把原始公社带来的那一套血缘关系、氏族公社、群体意识炸毁了；而中国古代没有这样一个炸毁过程，就是沿袭了原始氏族公社、血缘关系那一套群体意识，然后把它引入到文明社会来加以扩充，加以保留，扩充为国家原则[10]。因此可以说，中国是血缘社会，而西方是契约社会。其次，就个体层面而言，有学者认为，西方的个体意识是原发性的，群体意识是继发性的；而在中国古代，群体意识是原发性的，而个体意识是继发性的。所以，继发性的跟原发性的相比就缺乏一种独立性[10]。西方原发性的个体意识决定了西方个体认知的二元性。所谓个体认知二元性，即是与非不能共